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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礼愚之密乘启蒙授法根本上师布楚尊者！（释楞严谨记）

如实讲述自己略传祈愿吉祥

         诸佛总体莲花生大士，

         尊发悲心如同日毫光，

         加持照我心海之同时，

         愿我自述消除诸违缘。

  在此用吉祥偈句，作为开启我所写自传文字之门，以下共分五部分，略作介绍。

（一） 我的简略自传
       我的家乡康定，古称“打箭炉”。父名邓珠仁青（汉名：包文光），已病故。父亲的双亲及祖上都是藏族，家族名为“瓦色交巴”。藏族是没有汉姓的，我家姓“包”的来源有一段故事：据传说，大约在明朝时代，管辖范围纵横千余里的某一位明正土司曾犯下大罪，皇帝下诏书令明正土司到京受斩首之刑。当时这位土司尚没有儿子，若被斩首，明正土司就没有后代了。当时“瓦色交巴”家的一个儿子是明正土司的大臣，在土司面临灭顶之灾、十分危难时，他挺身而出，愿意替土司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京城受刑。抵达京城拜见皇帝时，皇帝十分赞叹在西康藏地竟有这样的忠臣。由于诏书已下，君无戏言，必须行刑。皇帝念其忠心，特赐予宋代忠臣包青天之姓、黄马褂及套裤等。皇帝下命令说：“此忠臣的头颅留在京城，另赐以用黄金仿制之头像。”大臣被斩首后，遗体配上黄金头像被运回故里，埋葬在坟园里。

       我记得，在年幼时每到清明时节，家里人带领我和弟妹们去康定北郊我家的坟园里扫墓。坟园占地十多亩，围墙内周边都是几人合抱的大树。园内有几十座坟，有几座坟的前面立有石碑，碑上刻有文字。据说立有最大一块石碑的坟墓里埋葬着替主舍命的忠臣的遗体。因其头像是纯金制作的，就产生了“金脑壳的传说”（详见《康巴文苑》一九九五年第一期）。此坟园在“文革”期间被彻底破坏，石碑都被砸毁。后来一○八地质队迁到此处，修了很多房屋。
       

我的母亲泽旺卓玛（汉名：甲琼华），为西康明正土司旺杰之女，亦已病故。母亲的双亲及祖上也都是藏族，原无汉姓。据传说清雍正初年，康熙皇帝之第十四子果亲王奉诏护送第七世达赖喇嘛入藏时，受到明正土司盛情接待。果亲王既是才子，也是一位风流人物，在康定期间与土司之女产生爱情。果亲王离康时，此女已有身孕，亲王嘱曰：“若生男，赐姓为甲。若生女，赐姓为木。”即取“果”字上下之义。后来此女生下双胞胎，儿子即姓甲，后来继承土司之位。女儿之姓为木，长大成家时，明正土司给她划分庄园，后来被称为木家锅庄。

  我的祖上居于瓦斯碉包家锅庄，是康定四十八家锅庄中最大的锅庄之一。祖上都是历代明正土司的辅政大臣，有“得巴”之封号。我的外祖父甲联芳据说是第四十一代明正土司。

  我生于一九四六年（藏历火狗年），叔祖日库活佛吉麦-曲杰俄热给我赐名为吉麦-汪嘉多杰。我又名达瓦杰（意为月盛）。据母亲和长辈们说：“你未出生数月前，奶奶到塔公参加夏季拜佛时，求问于一位常年闭关修行的高僧：‘我家媳妇有身孕，是生男或生女-’高僧答曰：‘月圆之时将生男，取名为‘达瓦杰’吧。’果然你于藏历十二月十五日出生，故得名。”    

       母亲还曾给我说：“您尚未出生的三个月前一个初十的清晨，我去色多普巴金刚殿（金刚寺之属寺,在原明正土司夏宫色多衙门后面的山沟中）进香时，主持喇嘛对我说：‘昨晚我梦见您双手捧着一尊金光闪闪的莲花生大士像来殿中进香，您将生一个很好的孩子。’”

  我出生后，舅舅嘉拉-降泽给我取乳名叫布楚，因常呼乳名，也就成了现用名。我的学名叫包鸿壁。七岁半起在康定城北第二完全小学读书学汉文。

  八岁时被宁玛巴北传伏藏之大德康东-吉麦多杰认定为康定金刚寺甲色-白玛特确的转世活佛。九岁时由卫藏多吉扎寺（北传伏藏传规之祖庭）的曲桑克尊旺修主持，在康定金刚寺举行坐床仪式，赐法名为吉麦朱比旺波。在九岁至十二岁之间，每年夏季七月初十法会期间，我都要在寺内住一个月，但那时尚未学习藏文。

  十二岁时康区执行极左路线“四反”运动时，父亲蒙冤入狱，母亲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受到管制，家里房屋和产业全部被没收。为了生活，我被迫停学，上山砍柴、做零工及当建筑工人，协助母亲维持全家七口人（我居长，另有弟二人、妹三人）的生活，从事体力劳动达二十多年。

  一九七八年拨乱反正后，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恩师土登尼玛（我的祖上依止的根本上师多钦则益西多杰大师的第三世转世活佛）教导我说，应该学好藏文。并介绍塔公大堪布曲扎给我进行藏文启蒙加持之仪式。其后由恩师利用业余时间教我拚读藏文。几月后恩师去成都工作，于是我继续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藏文。由于二十多年的重体力劳动，一九七九年我患了骨髓炎，从而丧失了进行重体力劳动的能力。

  一九八○年经恩师和扎西泽仁主任介绍，在康定甘孜报社学习藏文排字。在当秋泽仁老师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藏族医书《四部医典》、《晶珠本草》、历算及因明等四川省藏校教材、藏文《广集陀罗尼经》与各类政治文件等的排字和校对工作。工作中有幸得到四川省藏校达沙和俄热二位老师及报社桑登老师的指教。

  一九八二年起从事校对并自学翻译，遵照当秋泽仁老师的安排，书写校对百字明、五部大陀罗尼、六字大明咒等数十种装于转经筒中的咒文，并参加复制《般若十万颂》的工作。

  一九八三年冬，由恩师带领我、母亲、姑妈及王丽莉一行五人去普陀山、九华山、重庆、三峡、武汉、上海、桂林、苏杭、广州、南京、北京等地朝圣和旅游。

  一九八五年随同当秋泽仁老师等去西藏、青海、甘肃等地朝圣参观。当年冬季被借调到四川省《格萨尔》办公室，在恩师身边工作。

  一九八六年五月因参加英雄史诗《格萨尔》的发掘工作，获得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科院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落实任务大会”上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参加编辑出版的《格萨尔藏汉双解词典》获一九九○年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在成都筹建时，我又被借调到大藏经对勘局，协助恩师搞行政事务。

  一九九一年起任大藏经对勘局办公室主任兼翻译。

  一九九三年三月赴京参加《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首发式。

  一九九四年由甘孜报社正式调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继续在大藏经对勘局工作。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九七年一月十五日，经具恩根本上师土登尼玛联系，应美国波士顿藏传佛教玛哈悉达中心邀请，由爱国华侨龙绳德先生与夫人全如珦女士资助全程费用，我赴美国宣传介绍藏文大藏经和正在校勘藏文大藏经的情况。在美期间先后参访了波士顿藏传佛教宁玛巴玛哈悉达中心、克罗拉多州的那若巴大学与噶玛佛教中心、西弗吉尼亚的马歇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纽约美东佛教总会、庄严寺、噶玛三乘法轮寺、喇嘛洛那闭关中心、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波士顿哈佛大学东方研究中心藏学系及加州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等。

  一九九七年三月陪白雅活佛去江西进贤莲花寺，活佛在莲花寺传法一天，由我担任翻译。接着与活佛一起去北京、承德、五台山、法门寺及拉萨等地朝圣和调查了解藏文大藏经各种版本的收藏情况。

  一九九八年赴西藏桑耶寺、多吉扎寺及敏珠林寺等山南各圣地、扎什伦布寺、那塘寺及萨迦寺等处朝拜和收集大藏经版本。在色拉寺借用《永乐版-甘珠尔》复制了一份。

  一九九九年又赴拉萨，在大昭寺借用《丽江版-甘珠尔》复制了一份。

  二○○○年同周华局长一起去拉萨与林芝等地，就大藏经工作征求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二○○一年去兰州、敦煌、西宁、北京及五台山等地，就大藏经工作征求专家意见，并了解藏文珍贵典籍的情况。

（二） 关于职称

  一九八七年四月在康定甘孜报社被评为一级助理翻译。一九八八年被评为中级翻译。一九九四年调到藏研中心后，续聘为翻译。

（三） 关于学佛方面

  我虽然在九岁时就被认定为金刚寺的活佛，但由于生不逢时，顺缘未具，在三十五岁以前未获学习佛法的良缘。

一九八二年在古龙-俄热老师处有幸获得《入菩萨行论》和《隆钦宁提之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的传承和教授。

  一九八六年起在恩师土登尼玛身边工作，在业余时间有幸学习佛法，聆听教诲，获赐灌顶、传承及教授。在恩师处，先后获得《大圆满隆钦宁提之前行念诵文——佛智妙道》、《隆钦-七宝藏论》、《多钦则文集》、《绒让曲桑文集》、《佛子行》及《宁提颇瓦法》等之经传，并获《大圆胜慧》、《执著自解》、《古汝-莲花王》、《内修持明汇集》及《长寿灌顶》等之灌顶和传承。

   一九八六年在恩师的根本上师多智钦-图巴上师处获得“大圆满隆钦宁提四部心髓”中之《空行心髓》、《空行最深心髓》、《深密最深心髓》、以及《大圆满隆钦宁体之上师、本尊、空行三根本》等之灌顶传承。一九九四年六月又获宁玛巴近传之《大珍宝伏藏》之全套灌顶。

  一九八九年恩师土登尼玛出国前，聘请白雅-齐美多杰活佛为大藏经对勘局常任顾问。几年来在白雅上师身边，有幸得到指教。上师为汉地居士解答佛学问题和传法时，均由我担任口译和笔译。同时也获得《大悲观世音与大手印结合实修前行随赐法》、《持明汇集根本灌顶》、《朗曲之颇瓦法》、《空性大乐海之能解引导文》及《瓶风修持法》等之灌顶、传承及教授。

  另在迪戈钦则大师处获《持明传承修法》之经传。在佐庆寺噶绒活佛处获千佛之灌顶。在呷玛冷珠活佛处获北传伏藏的部分经传。在崔德宁活佛处获《文殊真实名经》和《法王传规之常持大悲观世音修法精要》之经传。

  一九九五年在喇嘛夏扎处获前译旧密乘北藏传轨之《大圆满普贤通彻密意全集》之经传。

  一九九八年夏在日喀则年木赫无寺根桑登真上师处获敦珠法王之《山法教导》的心性指导。其年六月，在北传伏藏传规之法王多吉扎上师处获《仰第明灯》之经传。

  （按：此段编者补充）“二零零三年在仁波切、甲花青绕活佛等的祈请下益西德都上师和白玛朗甲堪布专程到金刚寺为康区宁玛巴北传伏藏的几十位活佛与近两百多位僧众传授了北传伏藏的所有经典。”

  另凡遇各教派的具德上师时，我均虔诚求赐加持、开示及传法。

（四）关于学译佛经方面

  按照恩师和扎西泽仁主任吩咐安排，一九九三年六月起抽时间每周两次去著名藏学家、翻译大师刘立千老先生处学习佛经由藏文译成汉文的宝贵经验。

刘老先生是一位精通汉传和藏传佛教、论著和译著颇丰、学风严谨、守持五戒的居士。他虽年届八十六岁高龄，体弱多病，但为佛法弘扬兴盛，正法久住，利乐广大汉地有情，而不辞辛劳，给我指教佛经翻译的要点和方法。

  由于我在青少年时期未获学习藏文和闻思佛法的顺缘，汉文和藏文大都是自学，学译佛经是很困难的。但自己从小就怀有学译佛经的夙愿，作为三宝弟子，能为弘扬佛法，利乐众生，奉献微力而感到幸运，于是就发心利用业余时间学译佛经。近几年来蒙刘老先生精心指教，我的翻译水平有所提高，并学到刘老的高尚学风。现已翻译大悲观音、药师佛、破瓦及度母等修法、《持明汇集根本灌顶仪轨》、《大威德超度亡灵仪轨》、《大圆满前行念诵仪轨》及《度母修法仪轨》等十多种藏密法本。这些译本都蒙刘老修改，现正在同刘老一起翻译《大珍宝伏藏总目录》和《藏文大藏经目录》。

（按：此段编者补充）关于生活方面

  “仁波切在生活方面是一位严私律已，奉持戒律，诚实慈悲修行精进的出家人。他不仅将满腔的热情倾注在保存宏扬传统文化的事业上，更将无尽的慈悲之心遍洒于有情众生，即使在成都都常有来自各地的居士前往学法拜望，仁波切均不辞百忙之后的辛劳为他们开卷演法，并且利用他兼通藏汉的优势，翻译了不少法本，从而为居士的学习提供了更明确可依的学修次第。拜望过仁波切的居士无不为仁波切的慈悲、谦逊所折服。另外，仁波切每月都要与成都的信众一起参加放生活动。每次放生时，活佛都要强调诸善行中，最重要的就是放生，众生最宝贵的是生命，能将面临被屠杀而产生无比恐惧的生灵，从屠户手中救出，使其脱离于大恐惧是培养慈悲心最实际的善行。淳淳教诲，似乎仍在耳边回响。

  1994年他前往宁玛派殊胜道场之一，青海果洛洲多智钦寺图巴上师处领受《大宝伏藏全集》（宁玛派近传伏藏传承汇集）灌顶大法会，他为了培养慈悲心发愿从灌顶法会开始之日，1994年6月1日起，开始素食，至今已有十余年，他参加藏文大藏经对勘出版工作至今已八年，多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中，他都要尽力抽时间参加每月一次的放生活动，在每次的放生活动中， 他还要给居士们作开示。他认为众生最宝贵的是生命，面临屠杀的可怜众生，放生能拯救众生，使它们从死亡的极大恐怖中得以救度，是培善的增长慈悲心的佛子行，是诸善行之首。”

（五）关于我和金刚寺

  我在九岁时虽被认定为康定金刚寺甲色-白玛特确的转世活佛，但由于一时未具缘分，而未能有暇住寺学习佛法。直到一九七八年拨乱反正后，在党的英明政策阳光照耀下，开始修复在极左路线时期受到严重破坏的金刚寺。在政府的支持下，寺内老少僧侣和广大信教群众以及我和亲友们的共同努力，使金刚寺的部分殿堂和僧房得以修复，已塑佛像十多尊。

  为了自食其力，我现在仍在内地工作，但我的心经常牵挂着金刚寺，为寺庙尽力服务。同时，这也是我责无旁贷应尽的义务。从九八年起每年七月初十法会和冬季法会期间我都要回寺中住上一两个月。

  慈母和严父在世时，都希望我成为一名合格的三宝弟子，并时常为我祈祷祝愿，我一定不辜负双亲的期望，将永远遵照上师三宝之教诲，继续学译佛经，严守戒律，三门勤于闻思修。发殊胜誓愿，为弘扬佛法，特别是弘扬浊世众生怙主莲花生大士之殊胜妙法，利乐如母六道众生而奉献力量。

  回顾过去的五十六个春秋，虽然常怀四厌离心净治我的心性，但深感自己障碍深重，在诸先师和根本上师及诸具德上师之前，实感自己贫乏微小，如同萤火虫与太阳相比，根本未产生写个人自传的念头。然于数月前，根本上师嘱咐我写个人自传，为不违拗根本上师之嘱，故勉强写此略传。由于我才疏学浅，定由词不达义、文句不通等过患，对此深感惴惴不安，并表示忏悔，还望读者见谅。

  （按：此段编者加）“回顾过去的五十九个春秋，仁波切常怀四厌离心净制他的心性，还时时以惭愧自居，始终无心名利政冶，从商累资等世间事业，精进如法的修行。为后学作出了优秀的榜样！”

                        三宝弟子 布楚合十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吉日初稿

                                   二○○二年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