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结 论
第一节 教法之差别及其会归
以上略说教法及宗义竟，今再提纲挈领以总结之。前来所说之种种教法皆根据佛所说之言教，盖依圣言量而立也。然佛说法随根机故无量差别，如是差别又如何会归而统理之耶？兹首先述其差别，然后会归。
一 差别
佛之因机说法，论其差别约分为四：一、为僧所说；二、为圣众所说；三、为人说；四、为非人说。一、为僧所说者，僧即依佛出家之僧伽，为此僧众所说之教法，就偏胜说，即是律藏。僧为释尊之常随众，其所止所作皆受佛陀之教授教诫，由此建立僧团，专任宏传佛法之责，故必须有一定之制度始能作久远之住持，因之有比丘律比丘尼律等出家众之僧律仪，故曰为僧所说。第二、为圣众所说者，有在定中说者，如圆觉经等佛与菩萨同在神通大光明藏中而说；或在净土中为三乘等圣众所说者，如解深密经等；或为入室圣弟子说，如金刚般若经等。第三、为人说者，人指佛法中之四众弟子，以及人间所有之上自帝王，下至屠沽等一切人众；或为大会广众普通人说，或为一类一个特殊人说。第四、为非人说者，谓为天等说，或为神鬼等说，如执金刚神及药叉鬼等，或为龙等所说。
由此所因之机种种差别，不但说法差别，其所现之身亦不同，所谓随类现身说法是也。故应观一佛之某种教法应何种机说，又现何等佛身说，依此而明其立场之所在，方不致有隔绝附会之弊，此为教法研究上之先决问题。是故了知教法，不仅宗义不同，佛之根本教法亦不同也；如真言宗经所成佛为大日如来，闻法者为金刚手等。
二 会归
佛为普摄众生类之现身说法，虽有如是差别，而大要之会归，应知此诸教法皆为释尊之所证、所思、所说、所印之法也。以一切教法皆佛为本故，此土以释尊为教主，则此土之一切教法当然为释尊所亲证、所思维、所宣说、所印可之法也。有人谓净土为阿弥陀教，真言为大日教，谓是报身、法身佛教，余是应身释迦佛教；然此不过标其自宗殊胜，分判如此，须知即此弥陀、大日等亦皆是释尊所证、所思、所说、所印之法，此土若无释尊现身说法，吾人决不知有弥陀等也。故无量差别教法，应统括会归之曰释迦牟尼佛之教法。
第二节 宗义之成立及其安置
一 成立
种种教法皆归为释尊之教法，次言依此教法成立各宗宗义以及其安置，兹以四义明其成立。
一、疏缘有二：一、所处环境，二、所依教法。所处环境有时代地域民族文化等差异，由此所依教法虽皆为释尊之教法，而宗义遂有各别之成立。且如唐代以前有天台宗等建立，至唐代有贤首宗等建立，虽同地域民族文化教法，然以时代差别，即文化教法等亦皆有别，故所成宗义亦回然不同。以地域或民族等致成差别者，亦复如是。
二、亲缘有二：一、所承师授，二、所具根性。谓所禀承亲教师之教授不同，及其本人所具根性之有异，遂令所处所依虽同，亦所得有别而立宗亦殊。
三、正因有二：一、所得自证，指自心所亲证验之自证法，在此自证法上有偏圆广狭之差别，各依其自证为所宗故有各宗之建立也。二、所对机宜，机宜指承受其教化之人，有相当之众生承授此法则可成立此宗，若无此类根机，则虽有此法，亦不能成立。
四、成果有二：一、所施言行，有自证法及所宜机施设种种言行，言即言教，行即行仪，至此其宗乃成。二、所传徒属，有所传之徒属，此宗方能相传不断，若无可传承者，则虽成立终即灭亡。如禅宗在六祖以前若存若亡，六祖以还乃盛流传；天台宗入唐已若存若亡，后荆溪四明等重振，始克传行。
二 安置
安置者，谓上来观宗义之成立，有其时代性、地域性、人根性等之不同，由此种种差别因缘所宗教义亦成派别，今于此差别之各宗宗义，应安置于佛教史中以研究之，时地人等既异，不应再拘于宗派之义矣。
然若将宗义仅作历史之研究，尚与行人有何利益？则应知于行果修证，如楞严诸圣之圆通法门，华严诸知识之解脱法门，每一法门有其特点，皆可依之修证；各宗亦然，各有其宗特点，宗其特点，入一行而贯通万行，趣证圣果。故一宗宗义之研究，契其机者可获趣行证果之益。
复次、教化设施尤需参考，盖每一宗派依其所对之机宜施设种种言行教化，令当时之有情得大安乐；是故应察所设施之言行，皆因时地等等不同，依释尊之教法及其自证心境随宜设施，故吾人应采择其所言行，奉之为龟鉴也。
第三节 今后佛学之安立
今之地域交通，民族复杂，人智发达，文化荟萃，统世界人类以互相会通；故今后之佛学，应趋于世界性，作最普遍之研究修证与宣扬。由此今后佛学有二种之安立：一、根本，二、应用。
一、根本上之安立者，重于自利：一曰、教理研究，其根据为三藏圣言，经律为佛所说，论为三乘圣人根据佛说而造亦属圣言，后人著述则皆当取证圣言为裁断。故今后研究佛学非复一宗一派之研究，当于经律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作深切之研究，而后博通且融会一切经律论成圆满精密之胜解。二曰、行果修证，此为今后学佛所最应注重者，以佛法是证法，证法非行莫证，故吾人教理之研究，非以增知识为目的，而以能导进修行趣令证果为目的。若研究教理而不趣重修证者，则研究教理不但无用或反有深害，耗一生之精力最多亦成就一时髦学者而已，其与佛法慧命何干？且如研究法空，若不重于行证，夸言皆空，则成恶取空而落大邪见！研究大小乘法相，若不重于切身修证，专作名相分别，诤论坚固，成恶取法相，不惟终生心力徒为名相消磨，且能因之增长贪求名利恭敬及贡高我慢等无量烦恼！近人多鹜趋法相之研究，孰知法相似难而实易，法性似易而实难，性相一如理量同时之圣境尤不易窥测。对于佛圣甚深密意趣言，不能强信，妄凭穿凿，肆为抨击，实犯大戒！犹有学真言者，亦求广知，不务精修，徒为济欲工具，遂成恶取密法，岂但无益而害深矣！故研究教理须证之实行，庶免数宝之讥及浮嚣之议耳。
二、应用上之安立者，重于利他：一、历史研究，二、教化设施。若以教法应用于一般人类而施化，则须先为佛教历史学之研究，如佛传、佛教史及各宗之佛学史等作切实之研寻；以今日之时事与过去之历史均有关系，观察明白而后乃可设施一切教化，应病与药，善巧无量。所谓教化设施，即将佛之教法化导世界人类欲皆归于佛化。设立种种之法门，施设种种之学术，或慈或威，或逆或顺，或折或摄，或立或破，是须在有志负传扬佛学于世界之任者，内依佛法，外适时机，为普遍妥当之设化而已。余义无量，非此所能详也。（法舫记）（上海佛学书局印行）
(注一）本图创作于民国十二年，修改数次，二十年二月一日，改定于厦门闽南佛学院。
(注二）本图，二十年（旧历）正月，在闽院讲之，宝忍笔记，名大乘宗地图讲记。关于八宗者，选注以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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