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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弥天释道安见证兜率天——净土宗的真正起源人

2014-3-14 15:3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50| 评论: 0|来自: 本站原创

摘要: 东晋太元十年(西元三八五)正月，一位形貌丑陋的异僧求宿五重寺，当日维那师值夜殿前，忽见此僧人自窗缝中出入自如，深感惊讶，于是禀告道安。道安披衣而起，向此异僧礼讯，并询问其来意，异僧回答：“我是为你而来的 ...

东晋太元十年(西元三八五)正月，一位形貌丑陋的异僧求宿五重寺，当日维那师值夜殿前，忽见此僧人自窗缝中出入自如，深感惊讶，于是禀告道安。道安披衣而起，向此异僧礼讯，并询问其来意，异僧回答：“我是为你而来的呀！”

“道安自揣罪障颇深，怎可能度脱呢？”道安说。

异僧道：“不然，你善根深厚，即可度脱，但需沐浴圣体，因缘始熟。”

道安再问：“我来世将往何处？”异僧以手向西北上空作势，随手拨处，云开天霁，兜率天妙胜之境历历在目，数十僧人同见此景。不久，道安无疾而终，圆寂于长安五重寺，寿七十四。

慧皎《高僧传》卷五《昙戒传》载：

昙戒）后笃疾，常诵弥勒佛名不辍口。弟子智生侍疾，问：何不愿生安养？诫曰：吾与和上等八人同愿生兜率。和上及道愿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愿耳。言毕，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悦。遂奄尔迁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道安大师简介

道安大师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卒于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一说年七十二），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州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

道安，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南)人。幼聪敏，十二岁出家。后事佛图澄为师，甚受赏识。因北方战乱，南下襄阳，居十五载。后入长安，居七载，竟卒。道安著述、译经很多，对佛教贡献很大。自汉以来，佛学有两大系，一为禅法，一为般若，道安实为二系之集大成者。他提倡「本无」(即性空)之学，为般若学六家之一；确立戒规，主张僧侣以「释」为姓，为后世所遵行。弟子甚多，遍布南北，慧远、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门下。道安是当时译经的主持者，在他的监译下，译出了《四阿含》、《阿毗昙》等经共百余万言。他对以前的译本作了校订和整理工作，并编出目录。其提出的翻译文体问题和「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后世影响颇大。他博学多识，以才辩文学著称，文章为当世文人所重。[1]

2印手菩萨道安大师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当前秦王苻坚攻克襄阳时，他曾说：“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师。

道安重视般若学，一生研讲此系经典最力，同时重视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禅法，对安世高所译禅籍注释甚多。由于道安综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禅法、戒律等系佛学，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学思想，得以较完整的面目呈现于世，因此，道安大师被视为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因道安大师出生时手臂多长一块皮肉(皮手钏)，时人即称之为“印手菩萨”。 [2]

3形貌丑陋　慧性非常

道安大师(西元三一二～三八五)天资聪颖却形貌甚陋，十二岁出家后，不为师父重视，被打发到田间从事劳役工作。然而道安无怨无尤，持斋守戒，从不懈怠。

数年后，道安向师父索求经典研读，首先得到《长者辩意经》，经文长约五千言。道安利用白天工作休息时研读一遍，晚上回寺已能背诵全文，于是将经卷交还师父，请求阅读其他经典。师父感到讶异，未能置信，但仍取《成具光明经》给道安，经文长约一万字。次日道安一面在田间工作，一面将全部经文背诵于心。晚上回寺后，又将经卷交还师父，师父手持经卷，只见道安行云流水地背出全文，一字不差，而大感惊诧，从此对道安另眼相待，并允许道安受具足戒后前往各处参学。

东晋成帝咸康元年(西元三三五)，道安游学到后赵京师邺县(今河南临漳)，求见当时被后赵统治者石勒奉为大和尚的北方教界领袖佛图澄。两人相见如故，佛图澄对道安非常赏识，二人畅谈终日。佛图澄认为道安见识深远，非其他弟子所能及，因此讲经时往往命道安复述，有时甚至让道安代为宣讲。大众不服，疑难纷起，但道安每每轻易化解众人的质疑，使得原有成见的同参道友，个个为之叹服。所以当时盛传一句话：“漆道人，惊四邻。”所谓“漆道人”就是肤色黝黑，其貌不扬的道安。

4颠沛流离　弘法不辍

佛教初传中国时，为了适应传统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国人熟悉的语汇或概念，特别是老庄术语来加以比附诠释，此称为“格义”。道安早年也应用此法来解释佛理，但后来意识到以“格义”理解佛义，不免有其局限，且容易误解。因此道安迁徙飞龙山(今山西浑源西南)时，曾与旧友僧光法师讨论此事，表示对格义的不满，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但僧光认为格义之法为先达所创，不应妄论是非，而主张拘守旧法。道安则立场严明，坚持弘扬教理不宜分别次第先后，应首求准确。道安不拘旧说，敢于创新，一代宗师的气概于此可见。

石赵灭亡后，北方战乱不休。为了逃避战祸，道安师徒四百馀人决定离开北方，取道南下，投奔东晋的辖地襄阳。为了广布教化，行至新野(河南新野县)地方，道安派遣部分徒众往巴蜀，部分徒众下扬州，自己则带领大部分门徒继续南下襄阳。

往襄阳之前，道安的声名早已传遍东晋。入襄阳后，东晋境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当时荆州刺史桓豁、襄阳镇守朱序、宣威将军郗超等人与道安均有往来，或请道安讲法，或者供养用物，多方给予支持。其中，郗超不仅遣使送米千斛，并且修书累纸，深致殷勤。然而众人之中，与道安交谊最深的，则属东晋名士习凿齿。

习凿齿博学广闻，以文名著称，其辩才早已名满天下。而在道安抵襄阳之前，习凿齿亦久闻道安之名，故特意修书通好并前往拜访，自我介绍曰：“四海习凿齿。”

道安应声回答：“弥天释道安。”二人机锋相对，禅意盎然，时人称许，以为名对。习凿齿后来并向谢安推荐道安，力赞道安知识渊博、道风严谨，不以神通惑众，全凭高超的智慧远见与道德学问律己教人，所以得以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

5编纂经录　注释佛经

道安南下襄阳时期，东晋玄风鼎盛，大批清谈名士热烈讨论本末、有无、体用等玄学主题，深深影响当时上层社会。为了适应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道安在弘法活动中，往往刻意宣讲思想上能与玄学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学，将当时玄学界的一些争论引入般若学加以研讨，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本无宗”学派，成为般若学中创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这是道安对早期佛教传播发展的重大贡献。同时，为了发展般若学风，道安在襄阳十五年间，每年讲两遍《放光般若经》，从无废阙，并不断创立新解，由此导向江东玄风，深受玄学家们一致欢迎。玄学名士习凿齿将道安大师的弘法活动称为“玄波溢漾”、“玄味远猷”，此代表东晋上层社会玄学士大夫们对佛教的尊崇。

此外，道安思及佛教传入中国后，虽有大量佛典译出，但由于佛经文体艰深，语言难度高，加上时代条件各异，翻译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转译的素质上难免参差不齐，随着年代久远，展转传抄，舛讹相悖的情况日益严重，甚至出现了许多后人编撰的“伪经”。有鉴于此，道安广泛搜求各种译本，加以筛选整理后，编纂出《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道安录》。该书在校阅群经的基础上，对各经译者和翻译年代进行严密考订，并且严格辨别真伪，评定新旧，收录后汉至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历时约两百年间的汉译佛典与注经作品，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

《道安录》问世后，其他经录亦相继出现，但大体而言都是在《道安录》的基础上扩展而成。道安建立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的先河，为整饬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开拓性的重大贡献。在注疏经典方面，由于旧译经典时有错误，致深义隐没，文理欠通。为此，道安遍览诸经，先后为《般若》、《道行》、《密迹》、《安般》等经典，研寻文义，将佛经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佛经要旨一目了然，从此经义更具系统。

道安注经时，曾发愿：“若我所说不违佛旨，愿见瑞相指点。”当夜，果然梦见一白首长眉尊者来说：“君所注之经，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当助你弘扬佛道。”后来《十诵律》传到中国，慧远始知道安所梦僧人，原来是宾头卢尊者。

6制定戒规　一统释姓

随着道安南下襄阳，佛法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各地僧团日益增多，为使僧尼行有节度，道安参照当时已有的律学，再配合实际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规，将僧尼的活动纳入轨范，对当时的僧团影响甚大。

道安以前，中土沙门皆从师姓，师来自天竺则姓“竺”，来自月支则姓“支”，而由于各地各门姓氏不一，造成门派的分歧。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决定佛门一律以“释”为姓。其后，《增一阿含经》传入中国，经中果然记载：“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道安之见，与佛经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识，统一以“释”为姓，代代相沿，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

7苻坚护法　译经传教

前秦王苻坚素闻道安之名，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苻坚派军南下，次年攻克襄阳，道安被送往长安，驻锡五重寺，备受推崇礼遇。由于苻坚的护持，道安主持数千人的大道场，同时组成一个译经工作群，一时中外翻译人才云集，由道安亲自指导，选经翻译，并对所译经典详加校订，一一作序。所译经典主要以小乘说一切有部为主，兼及部分大乘佛经。共译出佛经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约百馀万言。

主持译事过程中，道安总结译经的经验与困难，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由于佛经翻译存在着五种情况无法与梵文原意相符，与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因此道安提倡直译，主张译笔宜力求质朴，此一观点，影响日后的翻译甚大。隋代译经家彦琮于《辨正论》中即引述道安的见解，并对道安“洞入幽微，能究深隐”深致赞叹！

8一代宗师　影响深远

“道安自揣罪障颇深，怎可能度脱呢？”道安说。

异僧道：“不然，你善根深厚，即可度脱，但需沐浴圣体，因缘始熟。”

道安为当代佛教界领袖，精通儒玄，工于辞赋，善属文章，为我国东晋时期博学广识的佛学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弘法者与组织者。道安所处年代，玄学衍盛，般若流行，由于道安神悟聪敏，博通经论，通达禅观、般若、戒律奥义，而契入佛教哲学的菁华，故终能成为当时佛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道安大师对于佛教的具体贡献包括：组织僧侣，科制佛经，制定戒规，以释为姓，整理佛典，主持译经，编纂经录，综摄佛法等。其中任举一项，都足以使他名垂史籍。由于道安的努力，将中国佛教素朴、草创的时期作一总结，而确定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因此，称道安为中国佛教的奠基者，诚非过誉之辞。

纪念佛图澄的徒弟——道安大师——慧远大师的师父

佛教中国化第一人释道安大师来襄阳1645周年纪念

前言

在我们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上，在佛教初传的东汉时期，安世高大师是开创佛经汉译事业的第一人。继安世高大师之后，中国佛教界第二次系统地进行典籍汉译的组织者和代表人物就是释道安大师。

“释道安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从他开始, 中国汉土的僧众才以‘释’字作为统一的姓氏。大师主张‘不依国主，佛法难立’的原则，他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这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二00四年十二月出版的由我们襄樊市宗教局前任局长胡中才著述的《弥天释道安》一书的序言中，时任中国佛教咨询委员会主席、深圳弘法寺方丈、年达九十九岁的释本焕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北玉泉寺、四祖寺、河北柏林寺方丈释净慧两位当世高僧大德，对释道安大师一生的功绩所作的高度赞赏和最为精辟的概括。

释道安大师是“佛教中国化第一人”，是无可争辩的当之无愧的，并已成为为世人所公认，而且目前，似乎大家也正是以此而称之才感到最为贴切、最为亲切！所以，从2007年开始，在发表的纪念大师传述的文章及其他有关文章中，我们就一直用这个称呼，今天，我们在纪念大师来我们襄阳1645周年的时候，我们感到更应该用这个称呼！因为，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好地体现大师对中国佛教事业所作出的历史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由此也才更为显得我们开展释道安大师纪念活动的重要性和重大的意义！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过两个高潮，一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二是隋唐时期”（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12月出版王仲尧著《中国奇僧》）。

“东晋南北朝中国佛教发展高潮时期的著名高僧大德有五位：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竺道生”（同上）；而其中，佛图澄、释道安、慧远堪称为"一门三杰",并且释道安、慧远两位大师也都曾在我们襄阳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我们襄阳人何不由此而引以为无上的自豪！

释道安大师从公元365年应襄阳大名士习凿齿邀请来到襄阳，在襄阳深居15年,今年是道安大师来襄阳1645周年。为了缅怀大师的恩德和敬仰大师弘传佛法的宏伟业绩，也为了让大家能更多地了解我们襄阳在佛教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我们陆续将研发一些有关资料以与大家共尝！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一门三杰”捷频传

我们这里，首先就从“一门三杰”这个话题说起吧！

“一门三杰”，就是指从师祖佛图澄算起，到其弟子释道安大师，直到释道安大师的弟子慧远大师，一门三代，个个都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上赫然有名，都堪称一代佛教领袖人物，历史上这实为悍见！

佛图澄是西晋末年到后赵的高僧（于西晋永嘉6年－312年80岁从西域来到华北），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利用自己的智慧，并以方术取得后赵两代皇帝（石勒及石虎）的极大尊崇和信任，以僧人身份（从90多岁）担任国家高级军、政顾问，（到117岁寿命终尽）利用这种特殊地位，借助国家政权大力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立足、传播和发展（从而使北方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信佛的人越来越多，以至由他主持建造的寺院也多达893所）。在中国历史上，佛图澄首次使最高统治者把佛教正式纳入国家保护之下，借助国家政权来发展佛教事业。从此，佛教由一种民间信仰，登堂入室，一跃而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这一来自异域的文化形式，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开始血交融，首推佛图澄大师。当然，佛图澄大师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培养了一位杰出的英才—释道安大师！

释道安大师是佛图澄大师的高徒，他在师父104岁时投师于其门下，与师父年龄相差整整80岁，但师父一见到他就似乎感到这个年青人非同一般！师父对他恩爱有佳！然而，出于师门的他，却又与师父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如习凿齿在道安大师来襄阳的第二年致东晋权贵宰相谢安书中所写道的那样, 他并不懂任何神技方术，所以既不以任何神通炫耀，也从无变化巫术可以感人耳目；日常为人，亦无重大威势，整顿群小参差，也不用权势压制。然而“师徒肃肃自向尊敬,洋洋济济”,他深得弟子钦重，除他具有的极强的组织能力外，主要的就是靠他的学德(“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术,亦皆能通,佛经妙意,故所游刃……”)! 他深知，宗教的流行，在一定的情况下，奇异的变化莫测的法术虽然是一种重要手段，可以打动某些统治者和下层人民，但却不能吸引士族知识分子的心。它必须有哲学理论，阐发教义，满足人们在思想理论和知识上的要求。佛教哲学丰富深广，佛图澄当年，对石虎这班货色，专用法术；对道安等英才，则专授哲学。法术和哲学，是佛教流行的两个轮子，佛图澄极善运用此两个轮子，因而成为佛教史上的一代伟大奇僧。道安大师秉承师父旨趣，努力使佛教摆脱对于玄学的依附关系，大力倡导佛教哲学理论的传播，从而使师父启动的两个轮子，平衡协调，滚滚向前，终使慧日余晖，重光千载！所以，他无论在建设理论体系、整顿佛教戒律，还是培养人才方面，都不愧为最早进行中国佛教全面建构的一位大师，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而时誉为一代佛教领袖人物。

但是,我们要知道,致使大师成就这番伟业的,从人缘上看,首推习凿齿；地缘，那就是我们襄阳!我们的一位颇有见地的网友鹿门逸叟先生在他的一篇诗文中赞叹道：“若非四海习凿齿,那有弥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这一出自于道安大师刚来到我们襄阳，两人最初见面时气宇轩昂如行云流水般的流传千古的名对，可以说正是这一无可辩驳的历史的最为生动的真实写照！也正是由于道安大师在襄阳为弘扬佛法的作出的巨大的努力和所建立的伟业，当然也致使襄阳，而一度成为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为人们所擎敬和仰慕。

慧远大师是释道安大师的弟子，他很早就投师于释道安大师门下，深慧于大师恩德。慧远大师20出头就儒道玄通，自从跟随道安大师之后，一直很受器重，释道安大师从公元365年来到襄阳，特别是在襄阳期间，慧远大师就曾极力为推崇和维护道安大师的法学（当道安大师在襄阳所创立的标志着从此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本无宗”的般若哲学理论受到“心无宗”派的挑战时，慧远大师星夜急赴荆州参加与“心无派”沙门道恒的激烈辩论，一举胜定）、为弘扬佛法(先后在襄阳和南漳建寺院，发展扩大佛教阵地）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襄阳,后来慧远大师也正是根据释道安大师的分派，从襄阳出发到南方弘传佛法，而最后辗转到了庐山，并最终开创了中国佛教的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创建第一代祖师,而也又成为了一代佛教领袖人物。中国佛教净土信仰，历经千年，从中国直至走向世界，是影响最大的一支佛教派别，净土信仰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文化现象，无不铭记着慧远大师的功劳！

当然,一门三杰，道安大师则正是承上启下之法脉。

二、“夫人”垒城为留贤

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不计其数,而襄阳由于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所以也素谓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唯独只前秦苻坚发动的一场攻伐襄阳的战争例外，我们襄阳的“夫人城”就一个铁的见证。这也正如我们的网友鹿门逸叟先生在他的诗篇中所说：“苻坚投鞭非掠地，夫人垒城为留贤。”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特殊的前秦与东晋争夺佛教人才的攻伐保卫战！战争本身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战争虽然历来又都有着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然而，如果深入地去探讨一下这场战争的隐含，那么我们却很难以此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作以简单的概括和区分。故此，我们认为只有用鹿门逸叟先生这两句诗，对这场战争的性质的描述形容和概括，才真正最为忠恳和贴切！

道安大师，早在北方弘扬佛法就独树一帜，为众人所倾慕，来到襄阳后，在襄阳深居15年中，由于襄阳的风土人情，习凿齿的极力倡导和襄阳民众的大力支持，及至东晋上层直至孝武帝的扶慰，道安大师更是如鸿雁展翅高飞，搏击长空，游览无余，所以在襄阳弘扬佛法更是名声大振，因此也更加引起了北方前秦苻坚的亲莱！

前秦苻坚，357年在乱世中自立为帝。他深怀雄才大略，在北方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在灭前燕和北方一些割据政权、北方基本统一后，听闻道安大师盛名，对这样一位人才十分渴慕，先前就曾派遣使者南下襄阳向道安大师赠送有各种金佛像等以表对佛法、对大师之虔诚和敬意。后终感东晋朝偏安一偶，不思进取，故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春，苻坚遣其子苻丕为将发兵十万，攻伐襄阳，为要迎请道安大师。第二年二月，苻丕攻陷襄阳，俘获朱序，将道安大师和习凿齿一同接入长安。用他自己话说：“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所得一个半人啊”！“一个”，就是指道安大师，“半个”就是习凿齿（此言表面上看虽有不敬之意,但实则看来也是因为苻坚出于对佛法的擎敬而将其儒才次之之谓）。可见苻坚对人才，尤其对像道安大师这样非同一般的佛教人才之向往，真是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地步！不仅对道安大师如此，而且当道安大师在长安后，因常说到西域有个学问声誉极高的鸠摩罗什，苻坚后来（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也又再次派大将吕光发兵（步兵七万，骑兵五千）龟兹国，前去迎请！而且出兵前，一再对吕光叮嘱：“西域多产珍奇之物，有位高人，名叫鸠摩罗什，深解大_法，善通阴阳，这种贤哲，真正谓国家之宝。大军若克龟兹，可即将此人送来，朕甚是思念。帝王顺天而治，以天下苍生为本，此次出兵，非为贪图他人土地珍宝，实是为此怀道之人！”吕光虽不负使命，将罗什大师请到了，可是因符坚淝水败北，后又殘遭原前秦将领姚苌杀害，悉取其位，而改为后秦，致使吕光无有归处，故也只好改弦更张，自立为凉王（到后秦姚苌之子姚兴继位，也又发兵从攻灭后凉，将罗什迎入关中）。苻坚与东晋淝水之战雄兵百万，而东晋兵力却不足十万，强弱如此悬殊，可又是怎么失败的？除他的骄慢不能听从道安大师不要以武力兵戎相见、要实行仁政、以文德感化的劝告外，其中与俘获的东晋原襄阳守将朱序在战场中的“策反”无不相关！朱序乘苻坚派其去向晋军说降之机，密向晋将谢石献计，而且在晋军渡河猛攻，并用计将秦军向后撒退时，苻融马倒，被乱军所杀，朱序乘机又在秦军中发出了“秦军败了”的呼喊，故而秦军人心大乱，溃散逃命，个个胆破心寒，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当溃军逃到洛阳时，也只剩下了残兵十万！

朱序系东晋镇守襄阳的南中郎将，其对道安大师备极护卫，又何尝不尽心竭力耶？

道安大师，在襄阳，为佛法弘传，谨遵师训，所以也特别注意与东晋上层有影响的人物密切交往，与习凿齿这样的当地有影响的大儒家是至交，同时，也正是又由于习凿齿的极力推崇，东晋著名门阀士族、当朝执掌军政大权的谢安，未出仕前与大名士、书法家王羲之、名僧支道林等都有深交，因此对道安大师这样的人才也早有听闻，加上习凿齿推荐，故由此对道安大师也更是十分慕仰，所以二人一旦结交，更是相互倾慕！也又正是于此，直至东晋孝武帝也遣使亲表问候，并诏令当地官府支拨道安大师相当于王公的俸禄。江东各地名士，也纷纷修书问候，送米送粮，往往一送就是千斛。襄阳当地富豪，更是鼎力赞助，为道安大师建塔五层，起房400间，还铸了一个铜制丈六佛像。当荆州刺史、征西将军桓豁，因久慕道安大师之名，曾特邀大师至荆州暂住，而朱序一到襄阳上任后，就又立即将大师从荆州请回；一旦前秦苻坚发兵攻伐襄阳，当大师不愿意再次濒临战火，而想避离襄阳时，朱序一方面极力挽留，战场中朱序母子和襄阳百姓又奋力舍身相护。因为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前秦符坚为要迎请道安大师而发起的，所以，朱序母子和襄阳百姓，他们护卫的虽然是襄阳城，是东晋的国土，但所护卫的实际上也就是道安大师啊！我们襄阳人每每不忘“夫人城”，以“夫人城”为抗击战所留下的英雄业绩而引以为骄傲，实则也正是蕴含着为对人们所尊崇的道安大师和道安大师所弘传的佛法的护卫而骄傲！佛法在襄阳的弘传和兴盛，襄阳成为佛法弘传、兴盛的一个发祥地，是道安大师的无量功德，同样也正是我们襄阳人在历史上为佛法的弘传，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谱写了一首血与火的颂歌！

三、襄阳深居创新学

道安大师从365年来到襄阳，到379年被前秦苻坚派兵接入长安，被迫离开襄阳，在襄阳前后共深居15年。襄阳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当然，如若不是前秦苻坚发兵攻伐襄阳，以兵相请，道安大师看来是不会离开襄阳的！道安大师到前秦长安，又有八年。在襄阳和长安，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道安大师研究佛典主要在居于襄阳时期进行。

道安大师研究佛学，注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研究般若学，使印度佛教中国化。中国开始有自己的佛学，是以般若学的兴起为标志的，而般若学的兴起，正是道安大师发起并倡导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译出不少佛经，但研究不够，著述亦少。道安大师认为，佛教要在中国长期深入地发展，必须在佛教理论上适应中国上层社会的需要，不能总是停留在阴阳星算、神咒方术上。当时，东晋社会广泛流行玄学风气。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佛教般若学所讲的那些玄远抽象的精神，与中国的玄学是差不多的，可以会通起来研究，这种想法正合道安大师之意。

道安大师为了让佛法适应社会，让世人了解佛法，他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周易》、《老子》、《庄子》来阐明佛理。如其在《安般注序》中“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就出自《老子》；“忘之又忘之”，就出自《庄子》；“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即出自《周易》。而《周易》、《老子》、《庄子》三部书，又被当时玄学家们称为“三玄”。这样就很自然地使般若思想与玄学思想会通。

道安大师在般若学的研究中，既注意从理论上创新，又十分注意从实践中将佛、道、儒三家在道德规范方面趋于融合。

中国传统的儒家主张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道家主张自然，反对以社会道德来约束人；印度佛教讲的“寂灭”、“涅槃”是追求超世间的佛教理想，同中国现实重世间的道德相矛盾。道安大师在研究般若学时，辩证地解释出世间与世间、空与色的矛盾，认为出世不是完全离开现实生活，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变化无常的世间现象，舍弃迷念名利欲望的痛苦，达到精神安宁。如果能在现实世界享受内在精神生活安宁，实际也是一种涅槃。般若学中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表达“佛法不离世间法”的极境。经道安大师这样一解释，就无形中把佛家、儒家宣扬的道德规范靠近了，从此也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和理解了。

佛家的般若学和道家的玄学本来不是一回事，般若学是宗教哲学，论证的是现实世界的虚幻不实。而当时的玄学则是一种世俗的哲学，提倡“贵无”，认为名教（伦理纲常）出于自然，主张“无为而治”，它充分肯定现实世界（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但是，佛教般若学要迊合玄学思潮来适应社会的需要，而玄学要吸收般若思想。这样一来，双方之间就忽略了两者的分歧，牵强附会的寻找二者之间的同一性。这就使印度的佛和中国的道逐渐成为佛道不分了。后来，般若学各宗，则大都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于是，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道安大师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情况宣传佛法，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语言，套用玄学贵无派本体论论证方法，创立了“本无宗”的般若哲学理论。这种理论，能为东晋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所接受，使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和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相适应，变成中国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中国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实际生活中发挥了作用。

《中论疏•因缘品》谓道安大师的“本无”为：“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未（末）有。若诧（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又谓“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意似空者空无，空无之旨，在灭异想。

道安大师在《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中解释曰：

般若波罗密者，成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义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首，以法身为宗。

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悠无寄，故曰如也。

法身者，一也。有无均净，未始有名。故于戒则无戒无犯，在定则无定无乱，处智则无智无愚，泯尔都忘，二三尽息，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

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万法有为，而此法渊默，故曰无所有者，是法之真也。

由是其经万两废，触章辄无也。何者？

痴则无往而非妙，终日言尽物也，故为八万四千尘姤门也。

慧则无往而非妙，终日言尽道也，故为八万四千度无极也。

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正而不害，妙乎大矣。

道安大师之意是：“如”是说般若境界即如此，本末无别，无法改变，一切平等。“法身”是说正法恒常寂静，体无污染，故曰“净”。“真际”是说境界至极，无可执著，寂静不动，玄在其中。

由于道安大师时代的般若学者大都是以传统的文化来理解印度传来的般若学，因为理解的角度不一样，因此就出现了诸家学派，即所谓的中国般若学的“六家七宗”，即道安大师的“本无宗”、支道林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道一的“幻化宗”、支愍的“心无宗”、于道遂的“缘会宗”，共六家。而“本无宗”中又分出了一派，即竺法琛的“本无异宗”，连同六家共为“七宗”了。这“六家七宗”中，如果按其基本观点分，也就是本无派、心无派、即色派，三派。按六家七宗论，道安大师的“本无宗”是“六家七宗”之首，按“三派”论，道安大师的“本无宗”是最大的一派。

当时争论最大的两派，是“本无宗”和“心无宗”。

“本无宗”认为：“无”是万物之源，“无”本身是一种不可限量的“创造力”。一方面是“无为”（寂然不动）的；另一面又是“无所不为”（感而遂通）的。欲至“无所不为”，先达“本无之域”，才能得到自在与解脱，与宇宙的“原创力”合一而“无所不为”。

“心无宗”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认为外界事物客观存在，不能说“无”，也不能变为“无”；二是般若经讲的“无”和“空”，是要使我们的心体“空”、“无”，保持心神安宁，不受外界干扰。

而道安大师和弟子们，都认为“心无派”说的万物真实存在，容易让世人对世间产生贪恋之情，既不利于修道心，也有碍于正统佛法。

道安大师博读儒、道经书，又精研东汉安世高以来的小乘（主要是指一切有部）禅法等，并适应社会盛行的玄学风潮，大力研究和宣传般若学说，所作各种佛教著述（包括注解和序），计有48种。在这些著作中，他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庒玄学语言，套用玄学贵无派本体论论证方法，以高屋建瓴之势，建立了“本无宗”的般若学哲学理论，由此从理论上确立了印度佛教中国化，从而使中国佛教理论体系自成一体，并成为东晋16国时期，中国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一派学说，从而也使佛教思想逐渐发挥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

所以，也正如有的学者和法师对道安大师所作的高度评价指出的那样，道安大师“是我国东晋时期一位博学的佛学家，最有影响的佛教宣传者和组织者”，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他“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佛教领袖！

道安大师在襄阳时期，使外来佛教哲学和当时社会情况、统治思想进一步结合起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也为净土宗的创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中国净土宗的创立，虽然始于慧远，但也源于道安大师早在襄阳时期所倡导的净土信仰。所以，国外佛教界有的人士（如日本道端良秀）就认为，净土的发祥地当在襄阳。

因为慧远“随道安进襄阳”，继而又在襄阳跟随道安大师修行十五年，道安大师在襄阳就倡导“净土信仰”。只不过这种信仰是一种立于往生思想之上的兜率上生思想，即弥勒净土信仰。因弥勒菩萨住在兜率天内院，故名为弥勒净土。道安大师当时在襄阳就曾约集同门发愿往生兜率天，所以这一行持对慧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后来慧远的弥陀净土信仰，实际上是道安大师弥勒净土信仰的继续。

四、分遣徒众弘佛法

道安大师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度过了他的前半生的。在他颠沛流离、千辛万苦的亲身经历中，他深感为要使佛法教化，必须使其广传流布。所以，他深切地体验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外部他十分注意与上层人物搞好关系，取得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同时，从内部也十分注意在僧才的培养上下功夫，并且也更十分注意发挥僧才的积极作用。因此到襄阳后，他一方面积极开展了同当地名士官僚乃至东晋最高统治者的结识，取得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同时也又采取积极的措施，加紧人才培养，并适时分遣徒众，到各地弘传佛法。正是这样，所以对于佛教后来在江南等各地的发展，由此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道安大师在来到襄阳的途中，在河南新野时曾部署分派如竺法汰等一部分人去扬州、建康等地，法和率一部分人到四川去传法；来到襄阳后，又再次分遣徒众，于大江南北各地弘法（如派法遇、昙徽率一班僧众到湖北江陵长沙寺、僧辅、昙戒、道立率一班僧众到湖北松滋上明寺、慧永率一批僧众到江西庐山西林寺等），传教于山乡城镇，大_法始盛行于天下。慧远等被分派去江南布教传法。

慧远与其弟慧持等40余人，从襄阳离开师父道安大师后，原本是去广东一带弘法的，途中经过庐山，见庐山清静秀美，觉得足以悉心如意，加上前几年来庐山的同学慧永的热情相邀，因此决定于庐山立定。从此，在庐山东林寺开创了佛教又一个新天地，首创净土宗，而也又成为一代宗师、佛门领袖，威名大震！

道安大师在分派徒众临行前，对大家都一一亲切叮嘱，而唯独对慧远一言不发。慧远时感惶恐不安，跪地而问，为何对他没有训示？道安大师将他扶起，目光炯炯，对他道：“像你这样的人，不必要我多说什么吧！”足显道安大师对慧远特别器重，相信他不负师诲，为天下弘扬正法大道建功立业。这也许就是师徒“以心应心”吧！

慧远在江东后转眼过了十年，道安大师亦已去世。忆及在襄阳临行时，师父道安大师那种深情厚意，泪怀沾衿，虽深感神明不灭，然而死生无常。座中众人，闻悉皆感叹不已。

慧远大师不负师恩，在江西庐山住持东林寺，由于鸠摩罗什来华后，把《佛说阿弥陀经》译出，经中所显示的阿弥陀佛所居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因此对修净土的人更具有吸引力，所以慧远对道安大师的修持就有进一步的开展，由此也就一改“弥勒净土”为“弥陀净土”信仰，由他倡导的西方弥陀净土信仰，在国内外影响逐步扩大。尤其唐代之后，人称“万僧之居”的东林寺，摩缘接栋，丹碧辉映，更加盛极一时，海内外求经拜佛者络绎不绝，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而净土信仰则迄今为止，在民间乃至当今在世界上影响深广，成为一种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认真研究起来，当然这一切与道安大师也无不有着深切的渊源。

五、长安译经流芳名

道安大师被苻坚接到长安后，被安置在长安五重寺居住。寺内有僧众数千人。此后，道安大师实际上成为前秦最高佛教领袖。符坚知道道安大师多闻广识，随即敕命诸学士，内外有疑，皆向道安大师请教。这样，实际上又将道安大师置于学术界最高地位。

苻坚敬信道安大师，除了看重其才学声望之外，还要道安大师以其见识能力，做他的高级政治顾问。

道安大师在长安受到苻坚的最高礼遇，莫过于苻坚亲与舆车同坐，以显圣威。一日符坚游东苑，命道安大师上车同坐。尚书左仆射权翼上前谏止道：“道安毁形之人，同坐不妥。”苻坚当即斥道：“安公学问道德，皆一时之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当得起此种身份。请安公同车，不是他的荣耀，而是朕的荣耀！”遂命权翼亲自扶道安大师上车。

道安大师组织翻译经典主要是在长安时期进行的。道安大师在长安由于“依靠”上了“国主”，因此，也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和资助。他以佛教界领袖的身份，组织人才，主持译事，使翻译事业与以往由民间分散进行的情况相比，有极大进展。

道安大师在长安，主持译出的佛典约有14部183卷，共百余万言。其中主要是小乘经典。中国虽然盛行大乘，但因为小乘佛教经典对佛教基本概念和基本教义，都有分门别类解释，所以有其特殊的意义。

道安大师主持翻译经典，这是继安世高之后，中国佛教界第二次系统地进行典籍汉译。

此外，道安大师在襄阳活动期间（374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曾还编纂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目录，为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提供了可信可靠的史料，为后人继续整理佛教典籍也提供了极大方便。

再者，道安大师在对佛教经卷的整理传译的过程中，将佛经判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大段，每大段下又层次井然的分为若干小段。这种严谨的科判，也正是从道安大师这时开始的。当然，佛教经典每部开始多有六种证信序——信、闻、时、主、处、众六项，以此来说明佛说此经的时间、地点、听众等要点。而我们今天的新闻学上的六何——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为何、如何，与此也极为相似；科学工作者写实验报告、政--府机关写会议记录的程序也与之非常相同。实验报告开头要写主持人、共同实验者、时间、地点、实验目标、使用器材；会议记录开头要写会议的名称、时间、地点、出席人、主席、记录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要表明报告或记录的正确性。其实，这种形式早在二千数百多年前，结集三藏的佛弟子们就已采用。佛教经典的的这种科学精神的显现，实在令我们今人十分感叹！所以道安大师集先圣之经验，对佛经进一步严谨科判，从而使佛教经典的科学性也就更趋于完善。

六、整顿佛纲释姓兴

正如前面我们襄阳大名士习凿齿在致谢安书中所云，在襄阳，习凿齿亲见道安大师师徒数百，斋讲不倦，师徒之间“肃肃自向尊敬，洋洋济济”，进退皆规范有序。这除了道安大师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外，与其依佛教戒律戒规，整顿建立适时的佛制规范，无不相联！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僧尼人数日渐增多。因此，制定适合汉地环境条件下的戒规以约束僧团，已是佛教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和必然，同时，由于道安大师到襄阳以后也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所以为此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此，道安大师到襄阳以后，抓住有利时机，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制定僧制，建立切实可行的佛门戒律。

当时，佛教在中土，开始时佛教戒律少有人译出，纵然有些戒律，也很不完备，而且戒律中有些与中土实际情况也很不相适应。正是由于无章可循与管理不严，又造成了佛门混乱。道安大师在邺城时对此就有所思虑，到襄阳以后在白马寺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就促使道安大师下定了决心，道安大师经过一番思考，毅然承担起了中国佛教界这一开僧制的历史使命，决定从僧团实际出发，制定出自己切实可行的戒规。他在整理《比丘大戒》、《比丘尼戒本》的基础上，制定了《僧尼规范》、《佛法宪章》，其内容包括有三个方面：即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日夜六时的修行、食住的规定；半月举行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及每年夏安居结束时举行的“自恣”即检举忏悔集会的规定。

道安大师所制定的《僧尼规范》、《佛法宪章》，弟子们都觉得很好。当然，一个好的规范的制定仅仅是个开始，重要的在于实行，为此，道安大师曾严肃地对弟子们说：

“若精进持戒，同亦当归死，不精进持戒，最终亦当归死。宁愿持戒而死，不为生而犯戒。”

自此，道安大师僧团纪律严明，影响力越来越大。道安大师所制定的《僧尼规范》，开中国僧制之始，自道安大师制定这些戒规后，天下寺院都奉行不悖，此对后世规范影响极大。

二是统一僧尼姓氏。

道安大师之前，中土沙门皆依师为姓。凡天竺所来之人，便姓“竺”，月支所来之人便又姓“支”，安息所来之人便又姓“安”，弟子则依师之姓分而从之。道安大师提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乃以释命氏”。大师之倡，在后来译出的《增一阿含经》中得到进一步应验：“四海入河，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道安大师来到襄阳后，并带头一改以往随师之“竺”姓，自命为“释”姓（原来大师随师姓称“竺道安”，来襄阳后自称“释道安”—“弥天释道安”），于是，从此佛教徒规定皆以“释”为姓，“释”姓由此兴起，便成定式，千百年来始终为汉地佛教遵行，至今不变。以此，对于巩固基于共同信仰的僧团组织，无形之中，起了一种纽带作用，其意义深远真是莫可限测！

除上述外，道安大师在襄阳活动期间，由于其影响力甚大，从而得到各方面的资助，在整修白马寺的基础上，派慧远在附近甘泉洞又曾兴建了甘泉寺，在南漳如珠山还又兴建了观音寺（后改为如珠寺），并亲自在习凿齿栖隐地习家池后山兴建了谷隐寺、襄阳城西龟山（宋时又为九宫山，今为真武山）下利用当时富豪张殷在檀溪村所捐赠的一座大宅院，又改建成规模宏大的檀溪寺；檀溪寺建成后，还又同习凿齿在襄阳城西门外铸有露天铁佛像一尊，“以镇海神，钟自鸣”，“其后水徙北遂成旷野”（襄阳县志记载），后唐贞观中僧怀尝建寺，名为铁佛寺。今除白马寺外，这些寺院的遗迹尚存，包括白马寺，谷隐寺和檀溪寺，都是道安大师当时弘法的主要道场，檀溪寺并一度成为全国佛教领导中心，谷隐寺背山面水，林幽谷深，风清日朗，历史上曾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道安大师建寺选址，真可谓独具匠心。当时，襄阳曾名流“一里一寺”，可见当时佛法在襄阳之兴盛。这些都是道安大师在襄阳弘传佛法的最好历史见证，也是道安大师为我们所造下的福荫！

为了彰显和倾慕释道安大师在在我们襄阳弘扬佛法的宏伟业绩，这里不妨再引用《襄阳县志》所记载的古人段成式题谷隐兰若三首及曾巩等诗，以供大家鉴赏:

“风若间云半谷隐，严西隐者醉相寻。草衰乍觉径增险，叶尽却疑溪不深。”

“鸟啄灵雏恋落晖，村情山趣顿忘机。丹成成士过门数，叶尽寒猿下岭稀。”

“风带巢熊拗树声，老僧相引入云行。半陂新路畲(“奢”音—烧榛种田)才了，一谷寒烟烧不成。” “岘山群峰外，窅（尧—所见深远貌）然空谷深。丹楼依碧殿，□（“兄”字去音，意“远”）出道安林。习地抱邻曲，虚窗潄清音。竹静幽鸟语，果熟孤猿吟。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尘羁绁（“绁”，与“羁”为一词组，即指马笼头和马缰绳），无由数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