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宗导师一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

作者:释楞严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02-13 14:59:00

                             本文来源:悲华论坛 曾点击次数:217     跟贴数:0

 

    释太虚,俗姓吕,乳名淦森,浙江省石门县(后改名崇德县)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历腊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的长安镇。父亲吕骏发,是石门县乡下的农家子,10余岁时孤苦无依,到海宁州长安镇,投入泥水匠张其仁的门下学艺,从学多年,学会了泥水工的粗细全套功夫。张其仁见他能干精巧,就将16岁的女儿许配给他,纳他为赘婿。这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的事,是年年底,乳名淦森的太虚就出世了。

  不幸第二年吕骏发一病身亡,出生8个月的太虚就成了孤儿。他的母亲张氏,带着他在娘家守寡了4年多,就由生母作主,再嫁到邻县的石门县洲全镇李姓人家。自此,太虚就由他外祖母抚养。

  他的外祖母姓周,信奉道教,道名理修。他本是江苏吴县的富家女,出嫁后,丈夫死,家人星散,她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儿子逃难到浙江海宁州的长安镇,嫁给张其仁做续弦。婚后又生一女,就是太虚的母亲。

  张其仁前妻也遗留下一个儿子,名张祖纲,算是太虚的大舅,开米店为生。周理修带去的小儿子张子纲,是太虚小舅。张子纲读过书,赴过童子试,因患吐血病染上了鸦片烟癖,在乡下开蒙馆糊口。

  太虚的外婆因信奉道教,在女儿再嫁后,带着外孙到长安镇外3里处的大隐庵修行。她的儿子张子纲也就在庵中设了一处蒙馆。所以,太虚依他外婆在庵中长大,也随着他舅父断断续续的读了几年书。

  太虚13岁时,外婆把他荐入长安镇沈震泰百货店做学徒。由于那时他染上虐疾,做了几个月,因虐疾时发,为店中辞退。外婆一向对他疼爱有加,就把他再接回庵中休养,温习四书,学习作文。

  第二年,外婆又送他到镇上的朱万裕百货店做学徒,百货店的老板喜爱看小说,太虚在店中空闲时,也看了许多如《七侠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之类的章回小说。如此过了一年,他已16岁,智识渐开,内心的苦闷也愈为增加。这时他生起了出世的思想,决计到普陀山去出家。

  在夏历四月初的某一天下午,他把衣服穿整齐,带着他工资积下来的七、八元私蓄,藉故离开长安镇,目的是去普陀山。但是一个16岁的大孩子,头一遭出门,竟搭错了到苏州去的船,他发觉后由中途的平望下船,当地距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不远,他想起9岁那年随外婆朝九华山,曾到寺中去过,既然要出家,何不就在此处出家?

  他进入小九华寺,找到士达和尚,说明来意,士达收留了他。士达对他说,十方丛林,不能剃度徒弟,所以10多天后,带他到苏州木渎灵岩山的一个小庵中,为他剃度。士达是禅宗临济派,乃给他取派名唯心。士达的师父奘年老和尚,住持宁波团桥头玉皇殿,所以太虚在灵岩山住了几个月,士达领着他到宁波,托请奘年老和尚照应他。奘老和尚是太虚的师祖,对太虚极其慈爱,带他到镇海就医服业,医好他的宿疾虐疾病,并为他立了个表字叫“太虚”。  

  太虚出家之年,虚岁16,实足年龄不到15岁,那是光绪三十(1904年)年夏天的事。他5月剃度,9月到宁波奘年老和尚的玉皇殿,11月间,宁波天童寺传戒,奘年老和尚陪着太虚到天童求戒。

  当时天童寺住持是八指头陀寄禅,也是这次传戒的得戒师。佛制沙弥年满20始能受比丘戒,可是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一类的证明文件,受戒前问:“年满20了吗?”求戒者答称“已满”就可通过,太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戒,虽然他心中也不以为然,但习惯如此,也就只好从俗了。那次受戒的共120多人,未满20岁的有四、五位,还有一位比他更小一点的。

  受过戒,奘年老和尚特备了一席斋,请寄禅写介绍信,送太虚到永丰禅院学经。寄禅看出太虚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他,当下修书介绍他到永丰禅院依止水月法师。水月名岐昌,以表唱水陆忏文名于时,且善属文,宁波寺院一般缘起、疏启一类的文字,大都请他来做。太虚到永丰禅院几个月的功夫,一部《法华经》已读诵得滚瓜烂熟。水月很器重他,让他住在内库房,这段时间太虚阅读了《指月录》、《高僧传》、《风洲纲鉴》;继之开始受读《楞严经》,并买了《诗韵》,学习作诗。
  这时,圆瑛在天童寺,从寄禅和尚习禅,常到永丰禅院访水月法师。圆瑛长于诗文,太虚正在学诗,二人遂由诗文结为朋友。圆瑛出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长太虚11岁。

  太虚18岁时,到天童寺去听道阶法师讲经。那时听经叫做“学教”,讲的经不外是《法华》、《楞严》或《弥陀疏钞》。讲的方法,或依天台四教仪讲,或依贤首五教仪讲。道阶是南岳默庵法师的传人,精于天台,兼通贤首与唯识,是那时一位很叫座的法师。太虚由于学教的关系,就搬进天童寺住入禅堂中,并学习坐香、跑香、吃放参、敲教香、当值、出坡等。在这段时间内,寄禅和尚给他许多精辟的开示。他和圆瑛见面的机会更多,圆瑛约他在御书楼上关圣像前,订盟换帖结为兄弟。

  翌年,他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相宗八要》及《贤首五教仪》。道阶法师在讲堂上称赞阅藏的利益,圆瑛鼓励并介绍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于是,天童寺的经期一完毕,圆瑛就陪同太虚到西方寺,为他引见净果和尚。净果安置太虚在藏经楼阅藏寮阅藏。

  太虚在西方寺阅藏,对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后来他在《自传》中说:“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于我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他在阅藏期间,一日阅《大般若经》垂尽时,“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以后,他再阅《法华》、《华严》、《台贤教义》等经论,恍然都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过去所有的疑团从此冰释。

  太虚在西方寺阅藏期间,结识温州来的华山和尚。华山是西方寺住持净果的朋友,来访净果,也住在阅藏寮,平常翻阅禅宗语录。他是一位具有新学根底,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少年时代即已蜚名讲肆,文字辩才均所擅长。他在杭州与松风创设僧学堂,见太虚是有慧根的法器,就对他讲解世界大势、中国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振兴僧学,才能适应时代潮流等等。太虚初闻此说,不以为然,二人辩论数日,相争莫决。西方寺的净宽为之调解,太虚亦为好奇心所驱使,表示愿意看看新学的书籍。

  华山拿了一部分书给太虚看,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章炳麟的《告佛弟子书》、谭嗣同的《仁学》、严复译的《天演论》、《五洲各国地图》等。太虚读后,陡然激发他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使他由“超俗入真”而转到“回真向俗”的路上,也因此与华山深相契好。

  结识华山后未久,他又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栖云俗姓李,湖南人,闻似中过秀才,弱冠出家,曾从八指头陀参学五、六年,又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光绪末年,与徐锡麟、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太虚受栖云革命思想的影响,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使他有了“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的思想。

  宣统元年(1909年)初,他受到华山和楼云的怂恿,到南京入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祇洹精舍”就读。祇洹精舍有学生10多名,出家众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人。杨仁老授《楞严经》,苏曼殊教英文,谛闲法师任学监,但只读了半年,祇洹精舍以经费困难而停办,仁山等人学转入江苏僧教育所办的江苏僧师范学堂,太虚以华山的推荐,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员。年底,又回到西方寺阅藏。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间,栖云由广州来到西方寺,约太虚到广州,协助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月宾组织僧教育会。3月间,二人到了广州,后来因为月宾是湖南人,与广州当地僧侣有语言习俗上的隔阂,僧教育会未组织起来,暂在双溪寺安住。但栖云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太虚也时常参加各种秘密集会。革命党人粗豪放浪,太虚受他们的影响,也变得豪放不羁,失去原来的纯洁循谨。除此以外,他也交了许多的佛学诗文上的朋友,如邹鲁、叶夏声、陈静涛、邓尔雅等。曾从杨仁山居士学佛的梅光羲,这时在广州任广东司法研究馆监督,二人也时相往还。光羲并以一部新刊印的《成唯识论述记》送给太虚。

  太虚在广州的第二年,3月29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官厅追捕党人颇严,太虚不敢在双溪寺再住下去,迁到江西会馆避风头。4月9日,栖云为官厅逮捕,并在栖云寓所查得太虚的一首《吊黄花岗》诗,认为太虚有革命党的嫌疑,就派差役到白云山双溪寺拘捕,索之不得。太虚闻知此事,就匿居到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中。当时,报纸上曾登的太虚的《吊黄花岗》诗,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为标题者。后来经过他的诗文之交江孔殷、盛季莹等向官方疏通,得到官方“速即自离广州,可以不究”的承诺,太虚乃于是年夏天平安的返回上海。

  在广州被捕的栖云,被关了几个月后获得释放。民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团长、清乡司令、兵站司令等军职,后来息影沪上。1947年,太虚圆寂时,他还参加了追悼会。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中秋节后,武昌起义,不旋踵各省响应,中华民国诞生。太虚由上海到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因接受仁山的建议,在金山寺开会。开会之日,由于新旧派的对立,会场上发生冲突,协进会因而停顿下来。1912年4月,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出面,在上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召太虚到上海相助。佛总成立,太虚组织的“佛协”也并入佛总。到了1913年元月,寄禅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内务部交涉,与民政司长杜某发生争执,当晚在北京法源寺入寂。寄禅的诗友熊希龄,以此事报告袁世凯,国务院以此核准了佛教总会的章程,佛教寺产得到了一点保障。

  3月底,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常州天宁寺的冶开和热河都统熊希龄为会长,释静波为副会长(事实上实权操在静波手中),会中通过太虚为《佛教月报》总编辑,仁山亦驻会办事。公历5月13日是佛诞节,太虚主编的《佛教月报》创刊,不过只出了4期,就因故停刊。

  民初那几年,太虚以所办的佛教协进会失败,继之八指头陀逝世,使他对佛教的前途颇抱悲观。再加以种种世缘的牵扯,使他对佛教大有离心的趋势。这时他就以坊间各种新旧译著的小说文学书来消遣。当时流行林纾的译著、李涵秋小说等,他莫不遍读,并常用化名在报纸杂志上投稿,习为文人名士的落拓疏放,对佛教已若即若离。但使他终不与佛教绝缘者,一者是寄禅生前,曾唤他入其丈室,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章相助勉;再则他的师祖奘年老和尚对他始终关怀爱惜。以这两位老人的关系,使他不忍心脱离佛教。

  在这几年中,他除了在佛教总会几个月外,不曾做过其他有关佛教的事业,但为僧俗朋友所邀,闲游于上海、宁波、杭州、绍兴等处,结交不少朋友。1914年夏天,他心中善根不断的唤醒他:“不能再混下去了”,终于决定结束这种游荡的生活,到普陀山去闭关。

  宣统元年(1909年),他在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半年,认得法雨寺的了余和尚。了余闻得他要去闭关,为他准备下锡麟禅院楼上的关房,备下书桌、书架、器用什物。1914年8月,太虚带了10多件书籍行李的箱笼,到普陀山进入关房。时,印光法师已住法雨寺多年,特来为他封关。太虚在关中坐禅、礼佛、写作、阅读,日有常课。他阅读各种新旧学书籍,旧的如经史子集,新的如民国经世文篇、严复的各种译著,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的著作。

  翌年春间,他开始精研《三论玄疏》,特于《百论疏》用功尤多。继之在关中著作,首成《佛法导论》,为整个佛法的概观。又作《百法明门论的宇宙观》、《教育新见》、《哲学正观》、《辩严译》、《订天演》、《论荀子》《论韩愈》等论文。1915年10月,北京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31条,条文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产的大权。他在关内阅及,审度时势,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一书,备异日施行。

  他闭关3年,应该到1917年秋天满期。但1917年春天他动了出关之念,请了余老和尚来为他开关,出关后到前后寺院去看了些朋友。朋友看他样子变了,原来他留了胡须。这年,太虚29岁,留下胡须看起来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的疏放情态了。

  出关之后,到上海、宁波各住了一阵子。这时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请圆瑛法师去讲演佛学,圆瑛事繁不克分身,荐太虚以自代。太虚以此机缘,游历了台湾的基隆、台中。在台中寓慎斋堂,并应雾峰林纪堂、林献堂兄弟之请,到林宅为说佛法。台湾演讲事毕,善慧和尚陪着他到日本游历及考察。在日本游历两旬,于1917年的12月下旬回到上海。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生佛教,讲学弘法,席不暇暖,认真地说,是由1918年才开始的。

  大师出关以后,先到台湾演讲,继到日本考察,对于自己在关中3年的研究和创见增加了信心,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因而开始他为时30年的改革运动和弘法事业。

  1918年,他得到陈元白、蒋作宾、黄葆苍诸人的发心协助,在上海创办“觉社”。觉社以出版专著、编辑丛刊、演讲佛学、实地修行为宗旨,这是他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一个据点。《觉社丛刊》季刊出了5期,为配合弘法需要,于1920年2月改为《海潮音》月刊,这是大师推动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生佛教唯一的刊物。《海潮音》出刊迄今70余年,目前仍在台湾发行,这是中国佛教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

  大师的弘法事业,由1918年开始,数年之间,遍历沪、杭、武汉、北京、广州、长沙,讲席频开,法缘极盛。尤以武汉方面的信众,对大师的志业支持最为热切,1922年有“武昌佛学院”之创立,为整顿僧伽制度作准备。1923年4月,汉口佛教会成立“宣教讲习所”聘大师为所长,招生讲习。

  1923年暑假,大师主持庐山暑期讲习会,首开自由演讲佛法的风气,使中外他教教徒亦大为惊异。1924年7月,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并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1925年冬,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我国佛教界组织中华佛教代表团,由大师任团长,率团赴日出席。1926年春,与章炳麟、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7月,拟筹办环球佛教图书馆。8月,南游星洲,10月返国。1927年4月,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闽南佛学院是那段时间华南最具规模的佛学院,培育出不少弘法人才。

  1928年7月,组织中华佛学会,设筹备处于南京。8月,偕译员郑大朴、赵筹人游化欧美,乘安特雷朋号轮船出发,经西贡、星洲、锡兰,9月抵埃及、法国。在法时列名为世界佛学苑发起人。10月至英国,11月转比、荷、德国。1929年元月,离德转法赴美,4月经日本返回上海。6月,当选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11月当选中国佛学会会长。

  1930年春,游化闽南,在南普陀讲经。并应大众之请,连任南普陀寺住持。9月,成立世界佛学苑所属的北平“柏林教理院”,并入川弘法。1931年四月,以南京佛国寺为世界佛学苑苑址。同月,任全国佛教徒会议执行委员。10月,游化开封、洛阳、西安。11月,在西安被公举为崇仁寺住持。1932年10月,任奉化雪窦寺住持。12月,辞去南普陀寺住持。1935年4月,大师促成之《佛教日报》创刊,任社长,范古农任总编辑。11月,赴香港弘法。

  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大师入川,12月迁中国佛学会于重庆长安寺。1938年10月迁《海潮音)杂志至重庆出版。同年在重庆组织僧伽救护队,随军服务。1939年5月,当选为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9月,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任团长。12月,率团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由滇入缅。1940年元月,由缅甸至印度,转锡兰。3月抵新加坡,转吉隆坡、槟城。4月,访问团于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河内返回昆明。

  1941年2月,任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1943年,与于斌、白崇禧、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任常务委员(佛、伊斯兰、天主、基督教各一人)。同年2月,任大雄中学董事长。1944年8月,患轻度中风,在重庆缙云山疗养数月,始告痊愈。1945年春,任西安大兴善寺巴利三藏院院长。8月抗战胜利,12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6年元旦,国府授予胜利勋章。4月,返南京,在镇江焦山设僧才训练班,为整理佛教训练人才。8月,抵镇江焦山,主持训练班结业典礼。1947年3月12日,在上海玉佛寺为退居的震华法师行封龛礼,说法将毕,忽中风旧疾复发,延至17日下午圆寂,享午59岁,僧腊44年。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太虚大师不仅是一代佛教领袖,同时也是佛学思想的巨擘。大师的佛学思想,虽然亦得力于他钻研经典和各宗教法,但对佛学的见解,亦来自亲身的体验。大师幼年,听力敏锐,记忆力过人,几至过目不忘。19岁时,在西方寺阅藏,及阅《大般若经》时:“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坐经数小时,如弹指顷。”

  此后,大师再阅《法华》、《华严》等经论,恍然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所有过去疑团从此冰释。

  1914年,在普陀山闭关,穷究经论,自《楞严经》中窥得唐代以后中国佛学的纲要,作成《首楞严经摄论》。他认为《楞严经》是中国佛学的“大通量”:“未尝有一宗取为主经,未尝有一宗贬为权教,应量发明,平等直入。”又称:“此一部中兼赅禅、净、律、密、教五,而又各各专重,各各圆极。”

  大师以《楞严经》为宗本,他的思想并不拘泯于大乘各宗中的任何一宗,而是融合各大宗派,主张诸宗平等,各有殊胜。

  大师早年,也是依据古德传统,将佛法分为禅、讲、律、净、教五门。禅者教外别传,属于宗门;讲者包括天台、贤首、慈恩,属于教门;律是出家在家所持的成戒法;净是修学净土;教指的是密教。

  普陀山闭关后,他的见解转变,认为小乘只是大的阶梯,大乘才是佛法的根本。小乘在中国仅有毗昙、俱舍、成实三宗,而毗昙、俱舍摄于唯识,成实附入于三论。早期在中国流行的大乘十一宗,就中《涅槃》归之法华,《地论》归之于华严,《摄论》归之于唯识,于是整个佛法可归纳为大乘八宗,即天台、贤首、三论、唯识、禅、律、净、密。八宗各有殊胜义,皆以成佛为究竟,唯各宗于一切法所起观行不尽相同,如唯识宗以一切法皆是唯识所变,三论宗以一切法皆是空无自性。因此,八宗各有殊胜,不能偏废,亦不可说此优彼劣,或彼高此下。此一观念突破了古德判教的传统。

  迨及后期,大师于《论大乘三宗》一文中,判大乘佛教为三宗。他在文中说:

  往者尝据空与非空不空,合说大乘为一切法空宗,唯识圆觉宗之二宗。然以唯识与圆觉犹可分也。故究竟显了,乃分三宗:

  一、法性空慧宗……………………………………无漏般若主
  二、法相唯识宗………………………有为唯识主——基师义
  三、法界圆觉宗……………………………………无为真如主

  大师在文中更加以说明曰:
  此三宗之差别何在?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设故,唯用遮词遣破,破无可破,毕竟无一名可得,故唯引发法空般若以通达,龙树系大乘学属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设诸法名相故,多用表词成立,破亦为立,显了无一法之不建,故当善巧唯识现义以贯持,无著系大乘学属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时一致,施设不施设,皆不可思议,故是如来大圆觉海之所印证。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3项重点。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提示:

  一、革除:革除历代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
  二、革改:革改遁隐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革改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
  三、建设:建设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更收新化旧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以上三点,是大师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遗憾的是,他30年努力以赴,目标并未实现。他晚年在《我的革命失败史》一文中说:
  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学制。

  事实上,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30年间战争不断;没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只在“寺产兴学”上动脑筋;佛教僧侣本身自觉者太少,狮身虫太多,都是指佛吃饭、赖佛穿衣者流。大师虽苦口婆心,声嘶力竭,其奈独力难撑大厦何?

  1947年3月12日,大师中风旧疾复发,京沪杭甬等地的缁素弟子闻讯来集,多方医护。大师以化缘已尽,于17日下午一时一刻,在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尘空、灯霞、月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宽、谢健、沈仲均、卫立民、杨树梅、过圣严、胡圣轮,侍者杨承多,玉佛寺住持苇一等人均随侍在侧。

  3月19日行封龛礼,各界参加典礼者3千余人,备极哀荣。4月8日行荼毗礼于海潮寺,得舍利三百余粒,而心脏不坏,亦满缀舍利。14日,众弟子送大师舍利灵骨至奉化雪窦寺。6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大师一生著作等身,后由弟子印顺、续明、杨星森等编辑为《太虚大师全书》,都700万言。

  附录:武昌佛学院创办始末
  民国初年,佛教界出现了两位佛学思想巨擘,一位是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一位是唯识宗师欧阳竟无居士。他们二人同出于石埭杨仁山居士门下,各办了一所佛学院——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宁汉两大佛教学府遥遥相对,人才汇集,各领风骚。唯以对佛法见解不同,两院间屡有义理之争。以笔墨为武器,以杂志作战场,云海波澜,至为壮观。

  这两所佛学院,带动当时佛学研究的风气,也对中国佛教振兴和现代化发生绝大的影响。本书在《宜黄大师欧阳渐》一文中,曾叙述支那内学院创立的始末,于此再介绍武昌佛学院创办的经过及其沿革。

 

  一
  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建,太虚大师在当时维新风气的影响下,到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并与释仁山合作,希望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学堂。1912年3月,仁山“大闹金山寺”,功败垂成,连带着太虚大师的“佛教协进会”也无疾而终。以后,他在普陀山闭关三年,阅藏读书,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出关后,赴台湾讲学,到日本考察,对于日本的佛教组织和管理,与他撰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印证之下,“堪相印合”,增加他对中国佛教改革的信心。

  1921年,太虚大师主持杭州净慈寺,原希望“先从此处整理成一模范僧寺”,作为整理僧伽制度的实验。他“并筹办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人才的地方。”但由于思想保守的诸山住持杯葛,数月之后,他退出净慈寺,到北京讲经。

  1921年9月,太虚师在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北京佛教界名流居士如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子笏等咸逐日听讲,甚至连大师旧友,远在武汉的李隐尘、陈元白亦赶到北京听讲,法会极一时之盛。讲经圆满,李隐尘、陈元白二人请大师到武汉弘化,大师乃于1922年元月有武汉之行。

  李隐尘是湖北黄冈人,原任湖北堤工督办,后来他的黄冈同乡萧耀南出任湖北督军,隐尘于1922又兼任陕鄂禁烟督办,是湖北官场的红人,而陈元白是武汉富商,他们二人信佛十分虔诚。1922年元月,大师应汉阳归元寺之请,在寺内讲《圆觉经》。隐尘鉴于大师住持净慈寺之种种障碍,建议大师“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此事于《太虚大师自传》中有如下之叙述:

  辛酉年底(指夏历言,即1922年元月),我由杭至鄂时,武汉佛教会(会长李时谙)前栋已经造成……我即住于会客室后面的寮房。时谙主会务,侍奉昕夕,隐尘等时过聚谈。鉴于我接管净慈寺的垒生故障,主张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立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我乃提出佛学院的办法及学科纲领……隐尘、元白与武汉信徒杨显卿、王森甫等,集议数次,虽院址未能觅得,已决定照我的佛学计划,积极筹备开办。

  佛法讲因缘,武昌佛学院的创立,上有李隐 尘的提倡号召,下有陈元白的奔走联络,鄂督萧耀南也间接维护,这样就得到了许多佛门善信的支持。后来,在汉阳归元寺开筹备会,由李隐尘、王森甫、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赵子中、王韵香、孙自平、周可均等30余人自认为发起创办人,筹备佛学院的工作就紧锣密鼓的进行,同时也成立了筹备会。

  这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探寻适当的院址,筹备会曾在汉阳、武昌寻觅,亦曾到武汉大学所在的东湖,拟置地建屋,唯以秋季就要开学,时间上赶不及,最后在武昌通湘门内,找到了一所十分合用的空宅。

  通湘门内这所空置的大宅院,主人原是黎元洪(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族叔,曾任川汉铁路总办的黎大钧所有,后来由其后人黎邵平继承。黎邵平在汉口租界内另有房舍,此宅遂空置未用。李隐尘出面与之接洽,黎邵平亦赞成佛学院的宗旨,所以就以极低廉的代价——1万5千银元售与佛学院。太虚大师谓:“此宅四围空旷,门前甚堂皇壮丽,宅中兼有林沼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后,足可适用。”这真是多方因缘和合所致的结果。

  筹备处由李隐尘任处长,皮剑农任会计,赵南山任庶务,王又农(后来出家,法名大刚)任文牍。为了赶得上秋季开学,大师又函召俗名董慕舒,曾在四川任县长,甫随大师剃度出家的大觉,由宁波到武昌协助,负责佛学院的改造工程及各种设备的购置。大觉颇有干才,且又勤勉尽力,任劳任怨。3个多月的时间,把黎氏住宅改造为佛学院——改造讲堂、行持处、斋堂、寮房,增建厨房、浴室、厕所等。购置各种器物,完成开学的准备。

 

  二
  另一方面,列名发起人的胡子笏、皮剑农等,根据太虚大师的《佛学院大纲》,草拟《佛学院章程》。并由太虚大师撰《佛学院缘起》,王又农写呈文,连同缘起、章程,呈请湖北省长公署及省教育厅立案,并转教育部备案。太虚大师在《佛学院缘起》中,首论“人不可不修佛学”,次论何者为佛,再论何者为佛学,四论佛学系派,五论救世必以佛学,以说偈语为结论,言简意赅,是大师佛学思想的具体说明。

  《佛学院章程》全文15章,内容概要为:

  第一章总纲:订定佛学院的名称为“武昌佛学院”,院址设于“武昌通湘门内千家街”,宗旨为:“招集有志学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学,俾使行解相应,能宏法利世为宗旨。”

  佛学院的组织方式,是“由创办人组织之,成立时别立院董会,凡创办人皆为本院院董。本院创办人每年需担任佛学400元以上之经费(或自捐或募化)。佛学院院务,“由院董会礼请大德沙门一人为院长总持之,于院董中公推一人为院护协持之。”并且明定:“本院于大德沙门得礼请为座主,于各刹长老得礼请为首座,于诸方法师得礼请为护讲。”院中“教务事务各职员,由院长协同院护延请之。”

  佛学院的学制,是:“先办修学、讲习二科,3年后改设专宗大学及研究部、中学部。修学科暂定为1班,俟逐渐扩充,每班限额60名,3年毕业;讲习科不限额数,以半年为修业期。”

  第二章入院:规定学员入院的资格和录取的方法为:“一、年龄在16岁以上者。二、身体健全、品性端正者。三、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或三皈依者。四、曾习教典及文理清通者。五、发心求法救世,誓不退愿者。”修学科学员报名时,须经过院方的三种考试:“一、口头问答。二、作文。三、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验品性行持。”

  第三章课程:订出修学科3年6学期课程的内容。第一学期:《大乘起信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小乘佛学概论、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论疏》。第二学期:《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心经》、《金刚经》、《文殊般若经》、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论。第三学期:《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天亲释》、《解深密经》、《楞伽经》、《弥勒上生经》、中华佛教史、西洋伦理学及心理学概略。第四学期: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钞》、《大乘止观》、《维摩经》、《法华经》、各国佛教史、西洋心理学及生物学概略。第五学期:《华严一乘教义章》(五蕴观、妄尽还原观、三圣圆融观、法界观)、《华严经十地品》、中华孔老诸子、两晋玄学、宋明理学、西洋哲学概论。第六学期:七佛与三十二祖偈、信心铭、《六祖坛经》、《永嘉大师证道歌》、《梵网经及瑜伽菩萨戒学处》、《阿弥陀经》、《十六观经》、《往生论》、《十住心论》、宗教及社会学概论。国文、英文、日文、藏文、行持等,则贯穿于每个学期中。

  第四章为学年、学期和修假,第五章为缴费,第六章为试验,第七章为毕业,第八章为退学,第九章为各员职务及权限,第十章为公共规约,第十一章为奖惩,第十二章为礼仪,第十三章优待,第十四章扩充,第十五章附章。另附有董事会章程23条,订定院董会的职权和义务。

  在前三章标出武昌佛学院的特色。它不是一般学习佛学知识的佛学院,也不是专为培育经师论师的僧学堂,而是造就“行解相应”,立志“弘法利世”的革新佛教人才。缁众学僧毕业后,要以改造寺院为现代化的僧团,以弘法济世为目标;白衣学员毕业后,要以组织正信社团,推展人生佛教为己任。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称:佛学院的课程“参照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则“参取丛林制度。”从课程内容看,函盖性、相、台、贤、禅、律、密、净各宗,体现了八宗平等的精神;并加入文、史、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科学知识。

  佛学院的筹备处,特请国学名师黄季刚(侃)撰写《礼请院长疏》。5月4日,在汉口佛教会,正式礼聘太虚大师为院长。是日为夏历4月初8,佛诞,典礼庄严隆重。7月13日,佛学院召开院董会成立会,推举梁启超任院董长。李隐尘为院护。

 

  三
  在佛学院改建工程和立案手续进行的同时,佛学院已对外招生。8月中旬,各省投考学生陆续到院,经过入学考试,录取正备取生共60名。9月1日(夏历7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湖北督军萧耀南亲临观礼,并登台致辞。此时,筹备处任务完成,把事务移交给院方,由太虚大师任院长,智信任监院,竹林任会计,玉皇任庶务,大觉任学监。教员方面,有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了空法师等人。这一期的学生,出家缁众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舫、量源等,在家白衣有程圣功、陈善胜(后来出家去名净严)、张宗载、宁达蕴等。王又农、陈维东等亦住院旁听。后来有继续入学者,学生最多时达到百余人。

  自1922年9月起,到1926年10月止,这4年多之中,是武昌佛学院的全盛时期。在最早两年,学生续有增加,教员方面也增聘了释妙阔、释大勇、唐大圆、唐畏三(后来出家法名大敬)、张化声等。课程方面,太虚大师亲自讲授世亲的《发菩提心论》与《瑜伽真实义品》(以此二课代《起信论》)、及佛教各宗派流源、八转声义、六离合释等,空也法师讲《楞严经》,杜汉三讲国文,陈博济、史一如授日文,史一如另授小乘佛教、《俱舍论》、《因明入正理论》、《印度六派哲学》。

  史一如是四川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北京各大学任教。1918年,皈依太虚大师,潜心研究佛典,手不释卷。他在佛学院期间,翻译出日本的《小乘佛教概论》上下篇、《因明入正理论讲义》、《印度佛教史》、《中华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等著作,作为佛学院讲义。他是国人最早翻译日本佛学著作的学者。他在武昌佛学院的地位,犹如吕澂在支那内学院,不幸于1925年因病逝世,实是武昌佛学院的损失。

  第二年秋季开学,太虚大师感到禅林管理难达预期的成效,学监一职亦找不到适当的人选(最早的学监大觉辞职到四川弘法);同时学生程度不齐,施教困难,因此决定将这一期学生提前毕业,把第二、三年的课程浓缩在第二年授完。这一年,以大师亲讲的《成唯识论》为主课,社会人士来院旁听的,常在百人以上。

  1924年6月15日,第一届学生60余人毕业。大师拟出彻底改革的办法,在毕业生中选出20名成绩优良者升入研究部;续招新生时,他计划以受过比丘戒者为限。大师志在建僧,首重律仪,施以严格生活管理,模仿丛林规制,以树立整理僧伽制度的基础。惟这项办法未为院护李隐尘所同意,所以第二届招生仍是僧俗兼收。

  是年9月1日,武昌佛学院第二届学生开学,这一期的新后,出家众有大醒、迦林、恒渐、枕山、寄尘、机警、亦幻、墨禅等,俗家学生则有虞佛心(德元)、苏秋涛等。这一学期,院董会也开会改选,推出汤铸新任院董长。教员方面,唐大圆、张化声等仍继续任教,另聘善因到院任都讲——教务主任。至于研究部方面,则由大师亲自教导,授《大乘五蕴论》、《发菩提心论》等,但只开始而未讲完,10月底,大师突然辞职离院。《太虚大师年谱》1924年10月底记载:

  秋杪,大师忽召集全体员生,宣布院务交善因代行;留函致院董会,辞院长职,即日搭轮离汉。突如其来之行,颇滋武汉缁素疑讶。

 

  四
  太虚大师抱着满怀壮志与理想,于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因缘和合,过程顺利。如今第二届甫告开学,大师何以遽萌退意呢?《太虚大师自传》说:

  1924年春起,我已得了胃病,入夏渐剧,食饭呕吐,改食麦包,将三、四个月,拟作短期完全休息。又因第二期系随他意办,亦减少了热心及松懈了责任。我因此两因离去,不知者曾别作与某人有何意见的冲突,完全误解。

  大师自传所述,只是他辞职离院的主因,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在内,兹分析如下:

  一、大师有意彻底改革佛学院,第二届招生,计划只招收受过比丘戒的大学部学僧40名,“先注重律仪训练,严格施以生活管理,以为实行整理僧制的基本”。但未为院护李隐尘同意,所以第二届仍是僧俗兼收,这未免使大师灰心,所以自传中说“系随他意办。”

  二、大师的佛教革新运动,得到理念相同的开明之士所支持,相对的也为思想保守的诸山长老所反对。《年谱》1924年6月载:
  是年春夏,大师门下,以狂热为教之革新精神,引起长老不安,成新旧之争。
  这一年由春至夏,先是湖南旅鄂的沙门漱芳和居士唐大定(唐大圆之弟)等,发出“上湖南省诸山长老暨诸檀护书”,以兴办佛学院为请;次之为佛学院江浙同学,发出“致江浙各丛林寺院启”、“再致江浙诸山长老书”,以三事为请,即是要求江浙诸山长老,“组织江浙僧界联合会,办有系统之佛学院,设慈儿院。”江浙诸山长老领袖圆瑛、禅斋等虽然“复函赞勉”,但内心之不安可知。

  在佛学院开办的第二学期(1923年春),大师命佛学院学员宁达蕴、张宗载等,推动社会佛化青年运动,提出“农禅、工禅”,“社会服务”,“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口号,期使佛教人间化,人间佛教化。是年暑假,大师在庐山主办暑假讲习会,成立“世界佛化新青年会”。1924年5月,“世会”改名为“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同时在北京也组织了“北京佛化新青年会”,仍由宁达蕴、张宗载负责主持。宁、张在京,7月初以道阶、觉先、太虚、现明、明净、圆瑛、转道、会泉、性愿、持松、空也等人名义,发出快邮代电,宣称:
  佛教30年来,一迫于戊戌维新,再挫于辛亥革命,三排于外教,四斥于新潮。若无方便护持,将归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独参者所关怀,亦非玄谈业缘者所能救也。
  代电中提出八大使命,充满了革命情绪:

  第一使命,在废除数千年老大帝国时代旧佛教徒的腐败风气,露出新世运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第二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旧偶像式铜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质迷。

  这份代电措辞太激烈,做的也太卤莽。代电一出,各方震动,北京僧界被列名者致书大师,表示“有关佛教大局,万难承认。”印光大师也致书唐大圆称:“光生而愚拙,概不预社会诸事,妄受彼等诬谤,加以第一魔王之嘉号。而谛闲为第二,范古农为第三,以马一浮为破坏佛法之罪魁。”其他方面之反对者,亦可想而知。未久,北京的民生通讯社发出消息,指张宗载为留俄共产分子。后来,张虽向中外报章声明,民生通讯社也道歉了事,但形势日非,张宗载、宁达蕴铩羽而去,返回四川。北京的佛化新青年会会务停顿,也就是瓦解了。

  昔日,王荆公变法,以重用吕惠卿辈躁进之士,卒致失败;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亦以用卤莽青年而为己树敌,遭受抵制,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北京佛化新青年会事件,可能亦是大师辞职原因之一。

  三、支持大师办佛学院的人,中途都换了目标。此事的关键人物是释大勇。
  大勇俗名李锦章,四川巴县人,毕业于法政学校,民初任军政司法等职,后来从天宝寺佛源法师学佛,窥知门径,衷心向往。1919年,他偕黄葆苍、董慕舒二人,到上海找到时在主持“觉社”的太虚大师,依大师剃度出家。李锦章即出家后的大勇,黄葆苍即出家的大慈,董慕舒即出家后的大觉(曾在佛学院任学监。)

  大勇剃度后,在镇江金山江天寺受具足戒,参究禅宗。1921年,随侍太虚大师到北京讲经。当时念佛法门风行一时,大勇于此不满足,发愿研究密乘。1922年冬,他与持松法师东渡日本,于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1年余后,受传法大灌顶,得大阿阇黎学位。回国后先在杭州、上海开坛传法,旋至武汉,住佛学院,武汉佛教会集会欢迎,请其开坛传法。一个多月中,开灌顶坛10次,佛教会男女居士及佛学院学员200余人都一窝风的迷上密宗。大勇未久去了北京,接着持松也到了武汉,出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1924年秋,原来支持佛学院的鄂督萧耀南,转而支持宝通寺,请持松修护国般若经法会,并开坛灌顶。许多信众都转向宝通寺学密宗。接着,大勇在北京慈因寺成立了“藏文学院”,武昌佛学院研究部的学员,如大刚、超一、严定、法尊、观空、法舫等,都退学转到北京藏文学院。研究部的学员差不多走了一半。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再加以胃病转剧,大师唯有辞职一途。

  两个多月后的1925年元月,“武院”院董会开会,推孙文楼居士为代表,专程赴宁波,恳请大师回武昌,继续主持佛学院。大师于元月25日(乙丑年春节)抵汉口,回武院继续主持院务。

 

  五
  太虚大师二度回到武昌佛学院,对院务逐渐加以整理,为学生讲《二十唯识论》。后来因各地弘法事忙,席不暇暖,在院的时间就较少了。1925年春,他前往北京讲经,到山西游访晋祠。夏天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演讲,到庐山开暑期讲演会。10月,抵南京访欧阳竟无居士于金陵刻经处。参观支那内学院,继之担任中华佛教代表团团长,到日本出席东亚佛教大会。1926年,除在各地演讲外,春天在上海与熊希龄、章太炎、王一亭等人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推动佛化运动。
  是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0月10日攻克武昌城。在武昌围城期间,佛学院第二届学员约30人,先后离院避难,教职员亦星散。革命军人入城,佛学院大部分院舍为军方征用,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军医处进驻佛学院。这时代理院务的善因回了湖南,院中只剩下一个俗名唐畏三,后来依大师出家的大敬,留在院中看守图书和法物。

  1927年底,法舫回到了佛学院。法舫是院中第一届毕业生,在研究部期间,闻大勇在北京办藏文学院,他随着同学们到北京去学藏文。1925年秋,大勇率学法团一行20余人,由北京经四川入西康,准备到西藏学法,法舫也是团员之一。行至西康甘孜,为守军所阻,不能前进,学法团留在当地,依大格洁西尊者学藏文经典,法舫以入藏机缘未熟,所以回到武昌,在佛学院中陪着大敬守院舍,同时刻苦自修,专攻俱舍和唯识,3年之间,学力大进。

  1928年春,佛学院院董王森甫、熊云程、夏致贤、赵子中等出面召开董事会,改选新董事,推王森甫任董事长,太虚大师任院长,雷定坦任院护。佛学院的人事,以大敬为事务股监院,张化声为修持股主任,唐大圆为教育股主任。改组后的数个月内,在未被军队占用的房舍中,开办佛经流通图书馆,也开设平民小学,招了一班附近的贫民子弟施以教学。

  1928年8月,太虚大师赴欧美游化。10月20日,在法国巴黎与国际友人20余人,于东方博物院开会筹设“世界佛学苑”。定宗旨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大师为发起人兼召集人,事后他函告武昌佛学院同仁,筹备改“武院”为世界佛学苑。

  1929年4月14日,佛学院召开第一次世界佛学苑筹备会议,与佛学院有关的人士都出席参加。会中推唐大圆为筹备主任。时,大敬已离院回湖南,武院改由法舫管理,会中并决定世苑开设研究部,预计7月开课。

  7月15日,世苑研究部开课。世苑的人事安排,院长是太虚大师,教务主任唐大圆,训育主任净严,教授有法舫、张仲如、唐祖培等,研究员有尘空、法空、海印、胡慧严、张慧藏等30余人。是年10月,太虚大师回到佛学院,住了一个星期。当时佛学院中的驻军仍未迁走,工作未能推展,大师为研究员编“大乘宗图”及“研究佛学之目的”。

  1930年6月,法舫奉太虚大师之召赴上海,谒大师于净业社。大师命他到北平去筹备世界佛学苑(华英文系)的柏林教理院(设于北平柏林寺内)。9月,柏林教理院成立,世苑筹备处也由武昌迁到北平柏林寺。武院的研究部也停办了。柏林教理院由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常惺任院长,胡子笏主财务,法舫任书记兼教理院监学。柏林教理院办了一年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局紧张,就宣告停办,法舫又奉太虚大师之命,回到武昌,恢复武院的工作。

  1932年初春,武院董事长王森甫、董事罗奉僧和法舫3人,聘请军方人士徐克成督办和夏炳灵司令为院护,托情向军方收回院舍。到了夏天,军队撤出,法舫重加整理修缮。6月底,太虚大师回武院,指示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9月25日,世苑图书馆开幕,院董会改推方本仁(耀庭)任董事长,法舫主持馆务。图书馆设立研究部,下分编辑、考校二室,芝峰任编辑室主任,会觉为考校室主任。研究员有谈玄、尘空、苇舫、本光等。以后陆续来馆者,有力定、守志、印顺、竺摩、止安、月耀等,人才济济,这可以说是武院的中兴时期。

  在图书馆筹备期间,除佛学院原有有图书外,太虚大师委托谈玄到上海,把他自己的藏书全运到武院。这时馆中有大正藏,卍字续藏、频伽藏、巴利文藏经。先后又添购了四部备要、四库全书增本、万有文库等。王新基居士捐赠了二十四史及志书,刘觉生居士捐赠了图书集成。此时图书馆共计有图书22428种,24230册,11万1000余卷,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有此数量藏书,甚属不易。

  法舫主持馆务6年,在馆中开办了预备班,授课一、二年,成绩优良者升为研究员,1933年及1935年各招生一次,学员有福善、明性、道屏、智定、雨昙、敏智、觉民、雨堃、茗山、杨星森等。授课的教师先后有芝峰、印顺、会觉、张化声等。

  1935年秋季,预备班因经费困难而停办。1936年9月,宽道法师发起募捐,他首先月捐百元为倡,在馆中成立高级研究部,分别研究6个学科:阿含俱舍系、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法界显密系、教乘次第系、宗教历史系。研究员有茗山、福善等。1946年8月中旬,太虚大师抵武汉,23日图书馆为研究员讲“新与融贯”,由福善笔记。大师释“新”义曰:

  佛教中心的新,却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

  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的中国新佛教。

  这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八年抗战开始,未几大师应缁素之请入川,直到1946年3月,胜利后,才重到武昌一次。

  未几,武汉时局紧张,图书馆的高级研究班解散。法舫于1938年元月赴重庆,谒太虚大师于长安寺的佛学社。大师命他到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任教,而武昌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则由苇舫接任管理。

  1938年10月,日寇侵入武汉,佛学院旧址房屋大半毁于炮火,世苑图书馆被迫停办。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太虚大师命苇舫回武汉,设法修整武院,恢复图书馆,惟此时武院又为军队驻用,工作无法进行。到了1946年8月,驻在武院的军队离去,苇舫得佛教正信会之助,修葺房舍。9月间又招了几名研究员,恢复上课。正值太虚大师欲重整武院,实现他整理中国佛教的计划,不意化缘已尽,1947年3月17日在上海圆寂。

  1948年年底,大师在家弟子李子宽居士来到台北,与张清扬居士二人捐资取得台北善导寺的使用权,原计划将武院的世苑图书馆迁到台北来,惟以时局变化太快而未果。只有大醒法师于1949年,将大师1920年创刊的《海潮音》杂志迁到台湾印行,这是唯一迁到台湾的大师弘法事业。

 

  六
  1949年,位于武昌通湘门内的武昌佛学院结束,前后维持了近30年。虽然20多年中屡有变革,历经沧桑,但是它对后代却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带动佛教举办僧学的风气:民国初年,佛教所办的僧侣学堂,先后有上海华严大学、观宗学社、法界学院、天台学院等,但都规模小,寿命短。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为佛教现代化教育开创了新局面。武院之后,各地继起的佛学院,有1923年开学的支那内学院,1925年创办的闽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1928年创办的竹林佛学院,1929年创办的九华佛学院,以至于后来的柏林教理院、鼓山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焦山佛学院、栖霞佛学院、玉佛寺佛学院等,但在规模与造就人才上,仍不能与武院相比。

  二、开创近代佛学研究风气:武昌佛学院教学方针,是八宗平等、应化多方,打破了历来的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成见与旧习。此外,复加授哲学课程,吸收他家学说思想,开拓学者的思想空间与胸襟。这种新的教学与研究方式,是以往佛教学堂中所没有的。
  此外,1921年至1931年间,武昌佛学院与支那内学院屡有法义之争,当时佛教界及学术界多人都卷入了这一场笔战。双方为了辩论法义,无形中带动佛学研究的风气。这是笔战附带产生的作用,关于两院间的法义之争,见本书欧阳竟无传,此处不赘。

  三、造就人才,促进佛教复兴:中国佛教,至清季末年,义学不彰,衰微已极。1912年,释仁山在金山寺开会,曾说:“金山寺内僧众(不下三、四百人),倘有人能写出300字通达的书信的话,我仁山愿把头剁掉。”金山寺为国内名刹,尚且如此,其他寺院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僧侣文学素质之低落。

  武昌佛学院兴起,为佛教造就了大批德学兼优的人才,这些出身于武院的学僧,或在社会上讲经弘法,或在学院中传道授业,对后代产生了绝大的影响。即以今日台湾佛教而言,1949年,大陆僧侣相继来台,改变了日治时代的陋规,重兴中国佛教的遗范。这些大陆来台高僧中,直接出身于武院者,如大醒法师、印顺导师;间接而与武院有关者,如出身于闽南佛学院的慈航法师,出身于汉藏教理院的续明法师,以至于在星马弘化的演培法师(汉藏教理院),都对台湾佛教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 服务号
  • 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