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普度众生之宏愿

——普通民众、知识分子

马海燕

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古代则是“士大夫”，吴晗先生认为：“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又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平常，我们讲到士大夫的时候，常常就会联想到现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两者间必然有密切的关联。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1]士大夫的知识，当然是以儒家之学为主，因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精神支柱，这是不可否认的。

尽管佛教在中国经历了长久的发展，并且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唐代时期曾达于鼎盛，诸宗并起，人才辈出，一时号称显学，特别是慧能创立的禅宗，俨然成为中国佛教之代名词，一直以来都深得士大夫们的喜爱，但喜欢归喜欢，主流士大夫们对佛教的态度依然十分明朗，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佛教的批判，历史上反佛的著名人物有傅奕、韩愈、程子、朱子、颜元等。韩愈有《谏迎佛骨表》，以华夷、忠孝等语，诟病佛教；程朱虽然自称“出入佛老数十年”，但仍然处处贬低佛教。即便是处于时代大变革的明末清初时期，士大夫中虽然多有选择逃禅者，但他们对佛教的态度依然是若即若离的，如隆武时著名的吴钟峦，曾作《十愿斋说》，其中谈到“吾愿子孙世为僧，不愿其登科”，但又说：“吾愿其读圣贤书，不愿其乞灵于西竺之三车”。[2]黄宗羲胞弟黄宗会，他反对遗民作和尚，他说：“不为异姓之臣，而甘为异姓之子乎？”[3]士大夫对佛教的排斥依然不改。

由于士大夫对佛学抱有极深的成见，佛门中人也对士大夫的佛学修为深表怀疑，苏东坡可以说是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一生以好禅闻名，明末曹洞大师永觉元贤则认为：“东坡以禅自负，人亦以禅归东坡。渠虽有悟入，而死于东林印下，不能彻证，依旧只堕在聪明境界中，何能敌得生死？至其晚年，乃好长生之术，用冬至日闭关养气，卒以此得病而终，禅也其若是乎？禅也其若是乎？”[4]现代新儒家的宗师熊十力先生则批评古代的士大夫是“所资于禅者，每得其似而遗其真。”[5]由上可见，士大夫阶层与佛教界人士之间始终有着一层隔阂。

时代发展到了清末民国，西学随着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撬开的大门蜂拥而入，有直接从欧洲、美国输入的西学，也有转道日本间接传入中国的西学，不管如何，其输入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与汉时佛教文化的输入不同，西学的强大攻势令士大夫（知识分子）们忧心忡忡，中国文化面临巨大的危机，学界之情形为之丕变，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已经与中华文化血溶于水的佛学：“晚清的大变局中，之所以会出现佛学的复兴，也就是近代中国人在理解西方知识与思想时，需要一种可以帮助自己理解西方的资源……于是不仅有了理解和解释的依据，而且有了接受和消化的自信，晚清佛学就这样兴盛起来，就这样改变了人们对西学的理解，同时也就这样改变了人们对佛学的理解。”[6]这里的“人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指士大夫阶层。这一时期，佛学受到了主流知识分子的认可，他们深入研习佛学，其中也不乏信仰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康有为、谭嗣同、杨文会等。

对于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参与佛学研究、推动佛学普及运动的热情，太虚大师感到非常的振奋，他曾说：“至近来渐有之佛学社等，得一般士夫之共同研究，渐能将佛法流通于世。由是以观，佛法似有发达的希望，以对不振作之僧伽日趋衰落，适成一反比例。盖旧时之读书人读孔、孟之书，了知事亲以孝，亲君以忠，乃至事神以敬等，而于佛法则鲜能研究了解及之；因之，信仰佛教者，皆属不读书之农、工、商与妇孺，只知崇拜以祈福、消灾、延生、度亡等，致今日渐被世人诟为迷信！所以致此之由，盖有许多的因缘，识者类能道及，慈不赘说。近来读书人的思想业已开放，对于佛教已渐能自由探讨，由研究以至于流通，遂引入不少知识份子的信仰，于是佛法于社会便日见昌明矣！”[7]太虚大师认为，古代的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因为执守孔孟之道，于佛法少有人愿意研究和了解，从而导致古代信仰佛教的群体多是那些不读书的底层民众，佛教还因而被人诟病为“迷信”，现在有了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了佛学研究甚至信仰佛教的队伍，中国佛教就有了振兴的希望。

太虚大师因为知识分子的重视佛学而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充满希望，他就此提倡“人生佛教”。“人生佛教”涵盖之范围很广，其完整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间改善。以佛教五乘共法中之五戒等善法净化人间。从家庭伦常，社会经济、教育、法律、政治乃至国际之正义公法，若各能本佛法之精神以从事，则均可臻于至善，减少人生之缺憾与痛苦。故现实人生可依佛法而改善净化之也。此虽一般科学、哲学及儒家等学术之所共，而佛教亦有详明发挥与其不共之特质者在；本此特质，进以融摄科、哲、儒学等所长，则佛教对此改善人生之目的，自可发挥其无尽之效力也。

二、后世胜进。生命乃无穷尽之长流，循业力以受报，生死死生，此界他趣，轮回无已；故不惟图现生之改善，且应进求后世之胜进也。修十善业及诸禅定、可获上生天界，持佛号、仗他力、可往生他方清净佛土；虽生死未了，而可得胜进优美之依正二报，免四趣苦，且可超出人道之上。是依佛法可达之目的与效果也。此在净土及密法，亦所注重；而世间之高等宗教，如耶教之求生天国等，皆同有此种目的。

三、生死解脱。后世胜进非不善；然诸行无常，有漏皆苦，生而不能不死，住而不能不灭，终不澈底。然则如何可断苦本而灭诸漏耶？生必死则求离于生，住必灭则诸有不住；截生死流，拔度苦海，而登涅槃寂灭之彼岸；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生死魔军其奈何哉！是佛法又进一层之出世目的，乃三乘行者共达之效果，而为世间一般教学所不逮。

四、法界圆明。涅槃解脱、美则美矣，然尚不尽诸习气，不断所知障，不得一切智，于一切法界犹不能圆明。且一切有情皆我无始来之六亲眷属，奈何自求寂灭而不之或问耶？是故菩萨摩诃萨，摄一切众生为己体，痛等切肤，大悲充溢而度尽为誓。历经时劫，广求无边福智，尽断二障习气，终乃圆明法界而融遍无碍矣。是大乘至极之效果，亦佛法究竟之目的也。”[8]

这四者的关系是：“然以言终极，惟法界圆明之佛果始为究竟，亦可谓此乃全部佛教之真正目的；前三层皆为达此之方便也。”[9]我们不妨这么说，“人生佛教”的第一个方面注重佛教的社会意义，这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特长，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第二、第三个方面则注重佛教的信仰；前三方面都只是佛教的方便之说；第四个方面才是佛教的究竟之说。

需要说明的是，太虚大师并不认为“只知崇拜以祈福、消灾、延生、度亡等”即是迷信，他也没有因此贬低来自不读书之农、工、商与妇孺的佛教信徒，因为这所谓的“迷信”，是以往对佛教缺乏同情与了解的社会舆论所造成的，是他人的“诟病”而已，他仍然把这些纳入“人生佛教”（即第二个方面）；同样，知识分子所擅长、所热衷的社会事业、学术研究等，可以归于“人生佛教”之第一个方面，但与第二个方面都是方便之说，并无高下之分。

总之，太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注的是人生的诸多问题，其最终的归向乃是树立佛教的人生观，通过追求人格的圆满，最后解脱成佛。其参与者是广泛的联盟，既有下层之普通民众，也有知识分子，他的慈心是如此的广大，希冀借此以实现其“普度众生”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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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马海燕11-3-24新浪博客